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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侄女，在北大時是一個熱血青年，滿腔熱情參加了抗美援朝。停戰後，轉到地方學俄文、學技術。畢業後分配到湖南冶金學院當技術員，當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當積極。她丈夫的父親是個香港的小資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繼承遺產。我勸也勸了，罵也罵了，但她還是要去。他們做的是國貨生意，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要賺錢還得靠祖國。在這次北京發生動亂、暴亂期間，她態度堅決，要同北京搞動亂的人站在一起。寫信回來很荒唐地說：我的叔叔幾年受壓，也一定會同她站在一起，反對政府。其實，我們家裡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對動亂的。到現在為止，究竟她的立場轉過來沒有，還要經過實踐的考驗。
我的侄子也參加了抗美援朝。以後考上北大，讀研究生畢業後，在中華書局當編輯，入了黨，政治方向一直不錯。不能說他多年中間沒有錯誤和缺點，但是可以說，他從參軍那天起，到北京這場風波，政治方向對，識別能力比較好，工作勤懇、努力，業務能力達到了高級編輯的水平。
我的兒子，1966年初中畢業，不滿18歲，就下鄉勞動，在農村將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後，他曾到五七幹校看過我，說了兩句親身體會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農民，就不了解中國革命。"他當過生產隊長，勞動肯干，同農民的關係比較好，交了一批農民朋友。在農閒時，登名山，臨大川，訪問古戰場，憑弔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還抓緊時間讀了書，結交了一批在農村鍛鍊並且立志獻身農村建設事業的青年。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牽連。回到北京，我讓他認真閱讀了《資本論》等經濟方面的經典著作，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1977年恢復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績，考上了北大，讀的也是經濟系。1980年，北京幾個高等學校的學生進行競選活動。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躍的一個是胡平，一個是王軍濤。他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這與他對中國農民和農村的了解，以及平時的學習是分不開的。他曾和我說過，在這次北大的競選活動中，沙健孫等老師主動出來設講座，回答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幫助不少同學提高了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他在經濟系學習的過程中間，意識到搞經濟不懂得數學不行。所以在北大幾年，不僅讀完了經濟學的課程，還讀完了數學系大部分課程。畢業以後，他同一批立志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的青年，在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當了研究人員，也入了黨。到1983、1984年，這些人中間發生了分化，有幾個人離開社科院，到了國家體改委的體改所。在這次動亂、暴亂中，他和一些同志經受住了考驗。在接觸實際、研究理論的過程中，堅定了信念：中國要堅持公有制，不能實行私有化；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搞資本主義化。
說到我自己，我想說一說“一二·九”運動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農成份，父親是前清的秀才。戊戌變法前，湖南興起新學運動，屬全國之先。他同幾個人在我們鄉里辦了桂東第一個洋學堂。他當過教員，也當過校長。這裡順便說一個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領導的紅軍，到我們縣裡打游擊，籌款，做群眾工作，去抓一個大地主。沒想到我父親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卻沒跑掉，結果被抓去。這支部隊裡負責政治工作的袁任遠，是我大哥在河南馮玉祥部隊裡工作時認識的朋友。那時馮玉祥同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不一樣，蔣是屠殺，"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漏網一人"，馮是禮送出境。他就是被禮送出境的一個。當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親時，還特加優待，家裡交了三百塊光洋就給放回來了。1933年5、6月間，父親到了南京。這個時候，南京有幾個大貪污案被揭露，鬧騰了一陣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講到，一個多月在紅軍部隊裡的生活，使他認識到紅軍官兵平等，為國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結論：救國救民，要靠共產黨，國民黨沒有前途。一個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紅軍抓過的人，得出這樣的判斷，在我腦子裡留下不能忘記的印象。
現在回過頭來說我的思想變化過程。北伐勝利後，湖南掀起了廣泛的農民革命運動，我那個桂東縣是1926年開展起來的。我在小學受過國恥教育，那時參加了兒童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紳被戴上高帽子遊行，農民進駐地主的院子，分他們的糧食，砸偽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領導農民運動的是兩名小學教員。"四·一二"後，他們一個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個跑到長沙，也被抓住殺害了。鄰村一個小學教員，也是積極分子，被抓起來五花大綁，押送途中跳到河裡，被打死了。當時到處反共清鄉，陷入白色恐怖。在這個時候，參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後回家了。他們都講，他們打仗時出生入死，沒想到舊的軍閥打掉了，新的軍閥又上來了，他們不願意再為蔣介石賣命。這使我認識到，蔣介石是個劊子手。毛主席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紅軍多次經過桂東，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說，紅軍官兵平等，紀律好，心向窮人。但是瞿秋白實行盲動路線，一些"左"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也使人們產生一些疑慮。
我的侄子也參加了抗美援朝。以後考上北大，讀研究生畢業後，在中華書局當編輯，入了黨，政治方向一直不錯。不能說他多年中間沒有錯誤和缺點，但是可以說，他從參軍那天起，到北京這場風波，政治方向對，識別能力比較好，工作勤懇、努力，業務能力達到了高級編輯的水平。
我的兒子，1966年初中畢業，不滿18歲，就下鄉勞動，在農村將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後，他曾到五七幹校看過我，說了兩句親身體會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農民，就不了解中國革命。"他當過生產隊長，勞動肯干，同農民的關係比較好，交了一批農民朋友。在農閒時，登名山，臨大川，訪問古戰場，憑弔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還抓緊時間讀了書，結交了一批在農村鍛鍊並且立志獻身農村建設事業的青年。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牽連。回到北京，我讓他認真閱讀了《資本論》等經濟方面的經典著作，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1977年恢復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績，考上了北大，讀的也是經濟系。1980年，北京幾個高等學校的學生進行競選活動。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躍的一個是胡平，一個是王軍濤。他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這與他對中國農民和農村的了解，以及平時的學習是分不開的。他曾和我說過，在這次北大的競選活動中，沙健孫等老師主動出來設講座，回答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幫助不少同學提高了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他在經濟系學習的過程中間，意識到搞經濟不懂得數學不行。所以在北大幾年，不僅讀完了經濟學的課程，還讀完了數學系大部分課程。畢業以後，他同一批立志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的青年，在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當了研究人員，也入了黨。到1983、1984年，這些人中間發生了分化，有幾個人離開社科院，到了國家體改委的體改所。在這次動亂、暴亂中，他和一些同志經受住了考驗。在接觸實際、研究理論的過程中，堅定了信念：中國要堅持公有制，不能實行私有化；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搞資本主義化。
說到我自己，我想說一說“一二·九”運動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農成份，父親是前清的秀才。戊戌變法前，湖南興起新學運動，屬全國之先。他同幾個人在我們鄉里辦了桂東第一個洋學堂。他當過教員，也當過校長。這裡順便說一個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領導的紅軍，到我們縣裡打游擊，籌款，做群眾工作，去抓一個大地主。沒想到我父親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卻沒跑掉，結果被抓去。這支部隊裡負責政治工作的袁任遠，是我大哥在河南馮玉祥部隊裡工作時認識的朋友。那時馮玉祥同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不一樣，蔣是屠殺，"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漏網一人"，馮是禮送出境。他就是被禮送出境的一個。當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親時，還特加優待，家裡交了三百塊光洋就給放回來了。1933年5、6月間，父親到了南京。這個時候，南京有幾個大貪污案被揭露，鬧騰了一陣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講到，一個多月在紅軍部隊裡的生活，使他認識到紅軍官兵平等，為國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結論：救國救民，要靠共產黨，國民黨沒有前途。一個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紅軍抓過的人，得出這樣的判斷，在我腦子裡留下不能忘記的印象。
現在回過頭來說我的思想變化過程。北伐勝利後，湖南掀起了廣泛的農民革命運動，我那個桂東縣是1926年開展起來的。我在小學受過國恥教育，那時參加了兒童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紳被戴上高帽子遊行，農民進駐地主的院子，分他們的糧食，砸偽善人的牌匾。在村里領導農民運動的是兩名小學教員。"四·一二"後，他們一個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個跑到長沙，也被抓住殺害了。鄰村一個小學教員，也是積極分子，被抓起來五花大綁，押送途中跳到河裡，被打死了。當時到處反共清鄉，陷入白色恐怖。在這個時候，參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後回家了。他們都講，他們打仗時出生入死，沒想到舊的軍閥打掉了，新的軍閥又上來了，他們不願意再為蔣介石賣命。這使我認識到，蔣介石是個劊子手。毛主席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紅軍多次經過桂東，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說，紅軍官兵平等，紀律好，心向窮人。但是瞿秋白實行盲動路線，一些"左"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也使人們產生一些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