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頁
2 國際國內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情況
第二個內容，是根據70天的總結，講了一下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問題，講了階級關係的新情況。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呼喚要形成一個中產階級。對這個問題，要引起注意。中產階級形成以後，國內的政治格局就難以逆轉了，自由化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企圖。我的講話，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八九政治風波"的原因，說明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
3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在編寫會議上，大家還提出了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問題。為此，1990年2月，中央宣傳部又發了二個文件，要求在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發展編寫這部叢書的成果。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從江西回來後，遇上了“一二·九”運動54周年紀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學生會向北大的老同學發出邀請，請我們這些老同學到會給北大的積極分子講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體會。我的這次談話，用我們家庭兩輩五個成員和北大的歷史關係來說明一個道理，即愛國要愛得正確，還要愛得執著。
這篇講話既有思想，又帶感情，不僅是我回憶北大學習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經歷的感悟和體會。抄錄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這部自述的一種總結。
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後，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後60餘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繫。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鬥。他畢業以後，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鬥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裡，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幹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_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後任河南、雲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並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儘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么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二個內容，是根據70天的總結，講了一下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問題，講了階級關係的新情況。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呼喚要形成一個中產階級。對這個問題，要引起注意。中產階級形成以後，國內的政治格局就難以逆轉了，自由化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企圖。我的講話，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八九政治風波"的原因，說明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
3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在編寫會議上，大家還提出了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問題。為此，1990年2月，中央宣傳部又發了二個文件，要求在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發展編寫這部叢書的成果。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從江西回來後，遇上了“一二·九”運動54周年紀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學生會向北大的老同學發出邀請，請我們這些老同學到會給北大的積極分子講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體會。我的這次談話，用我們家庭兩輩五個成員和北大的歷史關係來說明一個道理，即愛國要愛得正確，還要愛得執著。
這篇講話既有思想，又帶感情，不僅是我回憶北大學習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經歷的感悟和體會。抄錄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這部自述的一種總結。
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後，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後60餘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繫。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鬥。他畢業以後，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鬥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裡，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幹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_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後任河南、雲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並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儘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么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