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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國內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情況
第二個內容,是根據70天的總結,講了一下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問題,講了階級關係的新情況。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呼喚要形成一個中產階級。對這個問題,要引起注意。中產階級形成以後,國內的政治格局就難以逆轉了,自由化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企圖。我的講話,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八九政治風波"的原因,說明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
3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在編寫會議上,大家還提出了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問題。為此,1990年2月,中央宣傳部又發了二個文件,要求在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發展編寫這部叢書的成果。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從江西回來後,遇上了“一二·九”運動54周年紀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學生會向北大的老同學發出邀請,請我們這些老同學到會給北大的積極分子講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體會。我的這次談話,用我們家庭兩輩五個成員和北大的歷史關係來說明一個道理,即愛國要愛得正確,還要愛得執著。
這篇講話既有思想,又帶感情,不僅是我回憶北大學習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經歷的感悟和體會。抄錄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這部自述的一種總結。
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後,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後60餘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繫。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鬥。他畢業以後,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鬥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裡,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幹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_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後任河南、雲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並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儘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么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二個內容,是根據70天的總結,講了一下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問題,講了階級關係的新情況。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呼喚要形成一個中產階級。對這個問題,要引起注意。中產階級形成以後,國內的政治格局就難以逆轉了,自由化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企圖。我的講話,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八九政治風波"的原因,說明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
3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在編寫會議上,大家還提出了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問題。為此,1990年2月,中央宣傳部又發了二個文件,要求在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發展編寫這部叢書的成果。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從江西回來後,遇上了“一二·九”運動54周年紀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學生會向北大的老同學發出邀請,請我們這些老同學到會給北大的積極分子講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體會。我的這次談話,用我們家庭兩輩五個成員和北大的歷史關係來說明一個道理,即愛國要愛得正確,還要愛得執著。
這篇講話既有思想,又帶感情,不僅是我回憶北大學習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經歷的感悟和體會。抄錄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這部自述的一種總結。
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後,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後60餘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繫。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鬥。他畢業以後,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鬥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裡,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幹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_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後任河南、雲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並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儘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么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