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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這個後果出現的同時，另外一個後果也出現了。由於好不容易在1980年逐漸積累起來的社會橫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統縱向聚集。但顯而易見的是，這更像是一種依賴的信任。對於合法性逐漸流失的中國官僚系統來說，這種聚集無疑是一種合意的發展。因為它不僅為官僚體系提供了合法性，也為官僚系統最大限度的尋租提供了可能。很容易觀察到，中國在1990年代後期後期的絕大部分市場化運動，實際上都是政府信用在後面推動的。無論是全國性的證券市場，還是地方性房地產市場，抑或是對更加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經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協同)的信用在背後支持的。中國在1990年代之後形成的這種獨特的信任結構，一方面造成了市場範圍在政府推動下不斷擴大(它甚至毫不猶豫的延伸到了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但在另一方面卻造成了市場交易的不斷內卷化——交易成本不斷提高，交易效率急劇遞減。早就有研究者洞悉，信任一直是作為一種潛在但卻相當關鍵的交易成本隱藏在交易活動中的。不信任(信任的反面)作為提高交易成本的關鍵因素，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天敵。所謂市場的內卷化，實際上是指這樣一種情況：當由於信任匱乏而導致交易成本不斷提高，人們從交易行為獲得的交易剩餘(合作剩餘)不斷減少甚至為負的情形。從個體經驗的角度講，在這個時候，人們可能仍然被迫進行交易，(當人們無法不選擇交易形式的時候，交易並不總是意味著自願)但對市場交易普遍的失望乃至憤怒卻在加速增長。換言之，人們將開始逃避市場。在這裡，信任的崩潰可能是市場內卷的一個有用的先行指標。危險的是，我們已經在中國的房地產、教育、醫療、股票、足球幾乎任何領域察覺到由於信任崩潰而導致的市場萎縮現象。這是一種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們，在市場化範圍不斷擴大，GDP不斷增長的表象之下(在我看來，中國近年來的GDP增長，完全是在某些領域強制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結果)，市場的內部卻在加速潰爛。人們紛紛走避市場，投向公務員懷抱現象所彰顯的，正是他們對市場的恐懼。然而，中國社會的這種情緒發展，絲毫也不值得管制者欣喜，因為不信任隨時都可能轉移到對整個系統和制度的深刻懷疑，這當然包括官僚體系本身。所有變革時期的歷史經驗都表明，不信任文化一旦形成惡性循環，所有的管制都不能倖免於失效，而市場的退化和失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貨幣是好的，但天天都通貨膨脹的貨幣不值得信任，同理，市場是好的，但不能給我們帶來快樂的市場是不值得信任的。”
方健博士最後總結道：“當戰爭突然降臨，我們一覺醒來，發現整個國家分崩離析，昔日貌似強大的帝國變得不堪一擊，我們不應該感到驚奇，因為這個國家的政權早已因為失信於人民喪失了整合各種資源一致對外的能力。鴉片戰爭時期，國勢如此；八年抗戰時期，國勢如此；今天，我們也臨同樣的局面。”
第二十一章 玉碎？瓦全？（下）
“方博士，情況沒你說的那麼糟糕吧，政府在市場化方面儘管做得有些不盡人意，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成功的，讓多數人受益了，也大大提高了國家的競爭力，否則你怎麼解釋前些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實？”一個紅光滿面，形體富態的老者反駁道。
方健博士聽了心中苦笑，目前國家已經破敗如此不堪，這些人卻仍舊沉浸在昔日的輝煌中，他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還是直言不諱：“以一種常規的眼光觀察，中國無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競爭者。的確，中國有世界第一的FDI，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不惟如此，中國還有世界上最優惠的投資環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資源和最富潛力的內部市場。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讓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發抖。前些年關於‘中國世紀’的誇張故事甚囂塵上。在這個故事中，中國被描繪成為一個即將崛起，力大無比的潛在巨人。對一個積弱至久的國家而言，這個誇張的預言確實非常及時地滿足了我們的民族主義衝動。然而，故事真的是這樣嗎？”
“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幾乎被一致公認為是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國某些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比較優勢。與美國和日本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只相當於它們的4%左右。對此，許多人相當慶幸，以為中國終於找到了某種不容剝奪的奇稟異賦。不過，現在人們已經清楚：這個‘奇稟異賦’並不是有些人告訴我們的那種所謂自然稟賦，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更讓人費解的是，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然10年沒有上漲。中國勞動力價格(尤其是底層勞動力價格)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這個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額，一部分是由於國內分配的極端不均，也就是說，它們被轉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則是由於某種制度性的人為壓抑所致。可以更明確的指出，這個所謂制度性原因，實際上就是中國底層勞動者普遍缺乏集體談判權利的現狀。
方健博士最後總結道：“當戰爭突然降臨，我們一覺醒來，發現整個國家分崩離析，昔日貌似強大的帝國變得不堪一擊，我們不應該感到驚奇，因為這個國家的政權早已因為失信於人民喪失了整合各種資源一致對外的能力。鴉片戰爭時期，國勢如此；八年抗戰時期，國勢如此；今天，我們也臨同樣的局面。”
第二十一章 玉碎？瓦全？（下）
“方博士，情況沒你說的那麼糟糕吧，政府在市場化方面儘管做得有些不盡人意，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成功的，讓多數人受益了，也大大提高了國家的競爭力，否則你怎麼解釋前些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現實？”一個紅光滿面，形體富態的老者反駁道。
方健博士聽了心中苦笑，目前國家已經破敗如此不堪，這些人卻仍舊沉浸在昔日的輝煌中，他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還是直言不諱：“以一種常規的眼光觀察，中國無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競爭者。的確，中國有世界第一的FDI，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不惟如此，中國還有世界上最優惠的投資環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資源和最富潛力的內部市場。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讓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發抖。前些年關於‘中國世紀’的誇張故事甚囂塵上。在這個故事中，中國被描繪成為一個即將崛起，力大無比的潛在巨人。對一個積弱至久的國家而言，這個誇張的預言確實非常及時地滿足了我們的民族主義衝動。然而，故事真的是這樣嗎？”
“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幾乎被一致公認為是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國某些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比較優勢。與美國和日本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只相當於它們的4%左右。對此，許多人相當慶幸，以為中國終於找到了某種不容剝奪的奇稟異賦。不過，現在人們已經清楚：這個‘奇稟異賦’並不是有些人告訴我們的那種所謂自然稟賦，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更讓人費解的是，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然10年沒有上漲。中國勞動力價格(尤其是底層勞動力價格)增長與GDP增長之間的這個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額，一部分是由於國內分配的極端不均，也就是說，它們被轉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則是由於某種制度性的人為壓抑所致。可以更明確的指出，這個所謂制度性原因，實際上就是中國底層勞動者普遍缺乏集體談判權利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