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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姐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真想死掉了算了，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於茹撲到她懷裡痛哭。
張姐輕輕摟著她，凝望著黑暗中那一點飄搖將滅的燭火，喃喃自語道：“再撐一段時間，這一切就快結束了，快了……”
第二十章 玉碎？瓦全？（上）
楊少穿著寬鬆的浴衣舒服地躺在柔軟座椅上，一邊回味肚子裡的義大利鵝肝和法式松露羊排，一邊打著飽嗝。
“怎麼樣楊大少爺？我沒騙你吧。”國歌打趣道。
楊少深深吸了手中的一口雪茄，又抿了一口紅酒，仰天長嘆道：“真是兩世為人啊，我都沒敢奢望今生還能夠再享受這樣的生活。”
“老大，這個俱樂部是誰開的？現在上海市都開始人吃人了，他這裡簡直和天堂一樣，老闆夠牛的啊！”楊少好奇地問道。
“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都有特權，中國尤其是一個講特權的地方。”國歌端著一杯綠茶斜靠在席夢思床上，儘量讓受傷的腿保持一種舒適的姿態。“這家俱樂部的老闆，就是有資格講特權的人，過一會兒你馬上就會見到他。”
在一個地下沙龍會議室里，幾個人鬆散地圍坐在沙發上，傾聽一位中年學者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中國今天的慘敗，其實早在2005年已經初露端倪。那一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年的秋天，在對中央、國家機關8662個職位的競爭中，報考者達到了創紀錄的百萬之眾。這個數據不僅創造了歷史新高，也比上一年整整增加了將近一倍。勿庸置疑，公務員以及公務員所代表的所謂‘體制內’，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吸引人口流動的一塊巨大磁石。其吸引力頗有呈幾何級數不斷增強的趨勢。有趣的是，僅僅在此十幾年之前，中國人的‘移民’聖地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市場(體制外)。從當初千軍萬馬“下海”到如今爭先恐後‘上岸’的強烈對比中，人們可以得出多種結論。但在我看來，這無疑是市場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個明確預兆。其本質，則是中國人對市場的信任正在急劇下降。按照最一般的社會學定義，所謂信任，是相信他人未來可能行動的一種賭博，是人們應對風險的一種解決辦法。在經濟學家那裡，交易的達成完全是交易雙方一種理性計算的結果，但事實上，任何交易都離不開信任。如果人們不相信交易對手會遵守契約或者外部裁判的強制力足以使對手遵守契約，那麼，再精確的理性計算都無從談起。這就是說，信任作為理性計算的一個基礎，是任何市場交易都須臾不能或缺的一個隱性前提。沒有信任，就沒有交易。
對於信任的重要性，老摩根以一個商人的智慧洞察到：‘……一個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從我這裡借走一分錢。’顯然，在摩根那裡，信任雖然無法精確計算，但卻極其昂貴。與摩根的那個時代相比，當代社會對信任的需求似乎不斷高漲。原因就在於，當代社會越來越細密的勞動分工特性。勞動分工雖然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但同時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情境中，人們就更需要藉助某種簡化過的理性計算或者說一種文化的直覺，也就是信任，才可能進入交易行動。在理論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對手的全部信息並控制他們的行為，所以從極端的意義上，如果不藉助潛在的信任基礎，那麼任何交易都不可能發生。按照一種社會學的說法，如果沒有信任，我們就只能完成所謂‘可以當場辦理的人類合作形式’。與這種面對面的初級合作形式相比，當代社會的合作與交易，呈現出的則是一幅驚人複雜的圖景。想像一下，有多少人能夠了解複雜的現代醫療技術，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神秘的外匯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夠了解迷宮般的官僚機構運作。如果我們不能成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麼，我們要想在分工越來細但相互依賴卻越來越深的現代社會中行動，我們就必須藉助於信任。否則，我們就寸步難行，更遑論進入複雜的、可能代價極高的交易遊戲。無疑，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流動性正在大幅改寫風險的傳統特性。因為些許的信息不對稱都可能導致交易的巨大風險。這也是為什麼當代思想對作為一個軟變量(相對於諸如制度、經濟地位等硬變量的不可測量的變量)的‘信任’如此著迷的原因之一。”
一位氣度不凡的老者皺了皺眉，禮貌而又堅定地打斷了中年學者的長談：“方博士，您能不能說的更簡單通俗一些？”
上海著名的獨立經濟學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我馬上就要談到今天的主題，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市場化範圍雖然不斷擴張，但作為市場基礎設施的信任卻遭到了嚴重的敗壞。就我們有限的閱讀以及人生經歷而言，這種敗壞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無需舉證，所有對中國市場歷史有完整經歷的人，都會對此有深刻感受。官員、醫生、律師、法官、教師這些典型的助人型職業一直被認為是傳播社會信任的最佳載體，但在今天，這些職業卻幾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職業’前茅，成為傳播敵意和懷疑的工具。僅此一端，我們就能夠對中國社會信任的敗壞程度心知肚明。不過，信任的敗壞並不是市場化的必然後果，而是一種中國式市場化的結果。有必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存在著一種對社會信任的蓄意和系統的破壞。由於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嚴重削弱，官僚系統要想維護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談判地位，就必須瓦解人民的團結，將他們變成一個個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離個體，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這個時期，所有的中國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著以‘悶聲發大財’的方式去爭取個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這種個人(或集團)利益經常是以犧牲他人或者他集團的利益為代價的。於是，人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規模的繁殖出來，而官僚系統的合法性危機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緩解。沒有什麼比離間自己的人民更能夠鞏固一個弱勢官僚體系的地位了。當所有人都無法互相信任的時候，他們就只能將信任被迫交還給官僚體系。一場對信任和美德的陰謀綁架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策略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樣以驚人的程度破壞了中國的社會資本。1990年代對中國社會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經濟上產生了兩個主要後果。其一是，由於人們之間橫向的傳統信任紐帶遭到肢解，導致民間企業本身很難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資源。如此，除非藉助於地方政府提供的隱含信任擔保，民間企業本身的市場就只能局限於狹小的範圍內。觀察家們對中國經濟一直有一種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國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場為什麼在長達27年的時間中，沒有成長出一家世界級企業？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間企業本身無法向社會輸入信任資源並由此擴大交易規模，也是一個非常的重要的原因。
張姐輕輕摟著她，凝望著黑暗中那一點飄搖將滅的燭火，喃喃自語道：“再撐一段時間，這一切就快結束了，快了……”
第二十章 玉碎？瓦全？（上）
楊少穿著寬鬆的浴衣舒服地躺在柔軟座椅上，一邊回味肚子裡的義大利鵝肝和法式松露羊排，一邊打著飽嗝。
“怎麼樣楊大少爺？我沒騙你吧。”國歌打趣道。
楊少深深吸了手中的一口雪茄，又抿了一口紅酒，仰天長嘆道：“真是兩世為人啊，我都沒敢奢望今生還能夠再享受這樣的生活。”
“老大，這個俱樂部是誰開的？現在上海市都開始人吃人了，他這裡簡直和天堂一樣，老闆夠牛的啊！”楊少好奇地問道。
“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都有特權，中國尤其是一個講特權的地方。”國歌端著一杯綠茶斜靠在席夢思床上，儘量讓受傷的腿保持一種舒適的姿態。“這家俱樂部的老闆，就是有資格講特權的人，過一會兒你馬上就會見到他。”
在一個地下沙龍會議室里，幾個人鬆散地圍坐在沙發上，傾聽一位中年學者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中國今天的慘敗，其實早在2005年已經初露端倪。那一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年的秋天，在對中央、國家機關8662個職位的競爭中，報考者達到了創紀錄的百萬之眾。這個數據不僅創造了歷史新高，也比上一年整整增加了將近一倍。勿庸置疑，公務員以及公務員所代表的所謂‘體制內’，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吸引人口流動的一塊巨大磁石。其吸引力頗有呈幾何級數不斷增強的趨勢。有趣的是，僅僅在此十幾年之前，中國人的‘移民’聖地卻指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市場(體制外)。從當初千軍萬馬“下海”到如今爭先恐後‘上岸’的強烈對比中，人們可以得出多種結論。但在我看來，這無疑是市場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個明確預兆。其本質，則是中國人對市場的信任正在急劇下降。按照最一般的社會學定義，所謂信任，是相信他人未來可能行動的一種賭博，是人們應對風險的一種解決辦法。在經濟學家那裡，交易的達成完全是交易雙方一種理性計算的結果，但事實上，任何交易都離不開信任。如果人們不相信交易對手會遵守契約或者外部裁判的強制力足以使對手遵守契約，那麼，再精確的理性計算都無從談起。這就是說，信任作為理性計算的一個基礎，是任何市場交易都須臾不能或缺的一個隱性前提。沒有信任，就沒有交易。
對於信任的重要性，老摩根以一個商人的智慧洞察到：‘……一個我不能信任的人，即使他以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也不可能從我這裡借走一分錢。’顯然，在摩根那裡，信任雖然無法精確計算，但卻極其昂貴。與摩根的那個時代相比，當代社會對信任的需求似乎不斷高漲。原因就在於，當代社會越來越細密的勞動分工特性。勞動分工雖然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但同時也大大增加了在交易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在這種情境中，人們就更需要藉助某種簡化過的理性計算或者說一種文化的直覺，也就是信任，才可能進入交易行動。在理論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交易對手的全部信息並控制他們的行為，所以從極端的意義上，如果不藉助潛在的信任基礎，那麼任何交易都不可能發生。按照一種社會學的說法，如果沒有信任，我們就只能完成所謂‘可以當場辦理的人類合作形式’。與這種面對面的初級合作形式相比，當代社會的合作與交易，呈現出的則是一幅驚人複雜的圖景。想像一下，有多少人能夠了解複雜的現代醫療技術，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神秘的外匯和衍生品交易，又有多少人能夠了解迷宮般的官僚機構運作。如果我們不能成為全知全能的理性人，那麼，我們要想在分工越來細但相互依賴卻越來越深的現代社會中行動，我們就必須藉助於信任。否則，我們就寸步難行，更遑論進入複雜的、可能代價極高的交易遊戲。無疑，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流動性正在大幅改寫風險的傳統特性。因為些許的信息不對稱都可能導致交易的巨大風險。這也是為什麼當代思想對作為一個軟變量(相對於諸如制度、經濟地位等硬變量的不可測量的變量)的‘信任’如此著迷的原因之一。”
一位氣度不凡的老者皺了皺眉，禮貌而又堅定地打斷了中年學者的長談：“方博士，您能不能說的更簡單通俗一些？”
上海著名的獨立經濟學者方健抱歉地笑了笑道：“我馬上就要談到今天的主題，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市場化範圍雖然不斷擴張，但作為市場基礎設施的信任卻遭到了嚴重的敗壞。就我們有限的閱讀以及人生經歷而言，這種敗壞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無需舉證，所有對中國市場歷史有完整經歷的人，都會對此有深刻感受。官員、醫生、律師、法官、教師這些典型的助人型職業一直被認為是傳播社會信任的最佳載體，但在今天，這些職業卻幾乎年年都名列‘害人職業’前茅，成為傳播敵意和懷疑的工具。僅此一端，我們就能夠對中國社會信任的敗壞程度心知肚明。不過，信任的敗壞並不是市場化的必然後果，而是一種中國式市場化的結果。有必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自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存在著一種對社會信任的蓄意和系統的破壞。由於管制合法性在1980年代末期所遭到的嚴重削弱，官僚系統要想維護其原有的管制能力和談判地位，就必須瓦解人民的團結，將他們變成一個個原子化的互不信任的疏離個體，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這個時期，所有的中國人都被暗示甚至催促著以‘悶聲發大財’的方式去爭取個人利益，可以清楚的看到，這種個人(或集團)利益經常是以犧牲他人或者他集團的利益為代價的。於是，人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被成功和大規模的繁殖出來，而官僚系統的合法性危機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緩解。沒有什麼比離間自己的人民更能夠鞏固一個弱勢官僚體系的地位了。當所有人都無法互相信任的時候，他們就只能將信任被迫交還給官僚體系。一場對信任和美德的陰謀綁架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策略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它也同樣以驚人的程度破壞了中國的社會資本。1990年代對中國社會信任文化的蓄意消解，在經濟上產生了兩個主要後果。其一是，由於人們之間橫向的傳統信任紐帶遭到肢解，導致民間企業本身很難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資源。如此，除非藉助於地方政府提供的隱含信任擔保，民間企業本身的市場就只能局限於狹小的範圍內。觀察家們對中國經濟一直有一種深刻的迷惑，那就是：中國如此巨大的本土市場為什麼在長達27年的時間中，沒有成長出一家世界級企業？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民間企業本身無法向社會輸入信任資源並由此擴大交易規模，也是一個非常的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