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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一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顯然，在競次的遊戲中，人們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其內里是一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或許，正是這種野蠻狀態所召喚出來的力量，我們才會使那些老牌資本主義不寒而慄。
人力，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一個國家將人力資源打壓至簡單再生產的底線，就像一個工廠不提折舊費用一樣荒謬。它縱然可以創造短期超常的產出，但決不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難以與文明的量做長久的賽跑。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中國雖然有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但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製成品方面，創造同樣多的製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於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於中國的1.2倍。而如果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還高20%。這意味著，中國用相當於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這就是說，我們僅僅壓低了人力工資，但並沒有換來什麼了不起的競爭力。
應當坦率地承認，有人已經在中國的公眾意識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神話。這個神話使我們誤認為：我們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如果我們的人民不延長工作時間，不降低工資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們就會面臨失業的危險。而事實上，人為壓低的工資、內部分配的嚴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國經濟內需低迷、嚴重依賴出口的罪魁禍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壓縮了中國的內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國內部對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據說，大多數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國的銷量已經達到全球的12%。如果將這些消費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麼，中國對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資的本土產品的需求將會如何？”
講到這裡，方健的情緒有些激動，他憤怒地道：“將自己的人民當作自然資源甚至比自然資源更低級的資源加以出口，顯然是一種野蠻，對本國自然資源的剝削也同樣是一種野蠻。在這方面，我們一樣有超乎尋常的紀錄。有數據顯示：在引資最為的中國崑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對於這種競爭性降價，崑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在引資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就是因為這種競次性降價，在中國引資之風最為熾烈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 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常見的引資組合拳。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地方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當期福利，都是子孫後代的現金流。通過壓低現行的工資水平，再通過剝奪子孫後代的資源，我們製造的是大量在國內無法消化的產能。如此，我們只好通過傾銷的方式在國際上廉價甩賣。這無異於對國際市場進行一場慷慨的財富捐贈，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漂亮甚至令人驚訝的FDI數據，多少有點慈善排行榜的意味。當然，我們的官員和學者們最樂意的就是從國際讚賞中受到鼓舞。一個窮國向發達國家無私的輸出財富，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國的體制稟賦內部，我們大致就可以看到，這種怪現象實際上不僅是符合邏輯的，而且幾乎是必然的。設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資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歸，那麼其價格就一定會受到成本收益的約束，而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毫無底線。再設想一下，如果官員的行為受到某種民意的約束，那麼土地即便歸於政府，土地的價格也不會如此毫無理性。不過，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這種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種理性。因為只要能夠將成本(經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遲未來或歸於隱性，那麼，只要能夠製造哪怕些許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遺憾的是，以上我們假設的兩種情況在中國都不存在。換句話說，這種缺陷正是中國獨特的體制稟賦所在。而這種體制稟賦就是製造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中種種荒謬現象的首要原因。”
感覺到自己有點失態，方健略微平息了一下繼續說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種因素也有力推動了中國的財富輸出。這就是所謂中國在全球化環境中所採取的一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這種戰略將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所具有的競爭力上，作為一種游離於政府之外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中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固守著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控’能力，這種調控經常也附帶著要達到從資源上鉗制異己經濟力量的目標。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的FDI、以壓低人力工資和財政補貼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後果。在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壓抑、擠壓本土企業尤其是本土民間企業的成長就是必然的。回溯歷史，這種情況雖然經常發生，卻於今為甚。無需我們在舉例說明中國企業掙扎在全球產業鏈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對中國企業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對此心知肚明。也許，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對於一個完全經濟人化的國家官僚體系來說，要想獲得了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一個貧困的底層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就是它們所必須做的。”
人力，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根本。一個國家將人力資源打壓至簡單再生產的底線，就像一個工廠不提折舊費用一樣荒謬。它縱然可以創造短期超常的產出，但決不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難以與文明的量做長久的賽跑。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中國雖然有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但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製成品方面，創造同樣多的製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於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於中國的1.2倍。而如果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還高20%。這意味著，中國用相當於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這就是說，我們僅僅壓低了人力工資，但並沒有換來什麼了不起的競爭力。
應當坦率地承認，有人已經在中國的公眾意識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神話。這個神話使我們誤認為：我們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如果我們的人民不延長工作時間，不降低工資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們就會面臨失業的危險。而事實上，人為壓低的工資、內部分配的嚴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國經濟內需低迷、嚴重依賴出口的罪魁禍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壓縮了中國的內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國內部對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據說，大多數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國的銷量已經達到全球的12%。如果將這些消費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麼，中國對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資的本土產品的需求將會如何？”
講到這裡，方健的情緒有些激動，他憤怒地道：“將自己的人民當作自然資源甚至比自然資源更低級的資源加以出口，顯然是一種野蠻，對本國自然資源的剝削也同樣是一種野蠻。在這方面，我們一樣有超乎尋常的紀錄。有數據顯示：在引資最為的中國崑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對於這種競爭性降價，崑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在引資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就是因為這種競次性降價，在中國引資之風最為熾烈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 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常見的引資組合拳。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地方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當期福利，都是子孫後代的現金流。通過壓低現行的工資水平，再通過剝奪子孫後代的資源，我們製造的是大量在國內無法消化的產能。如此，我們只好通過傾銷的方式在國際上廉價甩賣。這無異於對國際市場進行一場慷慨的財富捐贈，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漂亮甚至令人驚訝的FDI數據，多少有點慈善排行榜的意味。當然，我們的官員和學者們最樂意的就是從國際讚賞中受到鼓舞。一個窮國向發達國家無私的輸出財富，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國的體制稟賦內部，我們大致就可以看到，這種怪現象實際上不僅是符合邏輯的，而且幾乎是必然的。設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資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歸，那麼其價格就一定會受到成本收益的約束，而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毫無底線。再設想一下，如果官員的行為受到某種民意的約束，那麼土地即便歸於政府，土地的價格也不會如此毫無理性。不過，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這種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種理性。因為只要能夠將成本(經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遲未來或歸於隱性，那麼，只要能夠製造哪怕些許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遺憾的是，以上我們假設的兩種情況在中國都不存在。換句話說，這種缺陷正是中國獨特的體制稟賦所在。而這種體制稟賦就是製造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中種種荒謬現象的首要原因。”
感覺到自己有點失態，方健略微平息了一下繼續說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種因素也有力推動了中國的財富輸出。這就是所謂中國在全球化環境中所採取的一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這種戰略將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所具有的競爭力上，作為一種游離於政府之外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中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固守著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控’能力，這種調控經常也附帶著要達到從資源上鉗制異己經濟力量的目標。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的FDI、以壓低人力工資和財政補貼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後果。在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壓抑、擠壓本土企業尤其是本土民間企業的成長就是必然的。回溯歷史，這種情況雖然經常發生，卻於今為甚。無需我們在舉例說明中國企業掙扎在全球產業鏈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對中國企業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對此心知肚明。也許，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對於一個完全經濟人化的國家官僚體系來說，要想獲得了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一個貧困的底層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就是它們所必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