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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和改建寺窟。位於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肅敦煌縣）和 榆林窟（今甘肅安西縣），屬於西夏另一類型的寺廟建築。莫高窟建於 鳴沙山崖，其對面為著名的三危山，兩山之間的大泉河橫貫其中。榆林 窟開鑿於踏實河兩岸的陡崖峭壁之上，兩地環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 元5世紀起便開始開鑿石窟，中經隋朝、唐朝和宋朝，已鑿石窟數千。
西夏占領瓜、沙二州之後，即對兩地石窟進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窟也是將唐代壁畫重新改繪而成。據統計，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多個寺窟中，可以確定為西夏洞窟的過去認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座。但經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聯合調查後，重新確定兩地屬於西夏洞窟的為88座。其中莫高窟 座，榆林窟11座。
兩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畫和題記，是我們研究西夏歷史、地理、生產、 ②《西夏書事》卷18。
③《西夏書事》卷19。
①《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珍貴資料。
題記可分為西夏文題記和漢文題記兩種，其中以漢文題記最多。從 題記的內容看，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西夏僧俗人等前來朝山禮佛，誦 經念咒、燒香求福及修整寺廟的發願文字。如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題記： “八人同來行願，當來山廟燒香”。第二類為供養人題榜。如榆林窟第 窟，其內室西壁上，下兩層繪有當地一貴族家庭成員的供養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題記，記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養人為瓜州監軍司和沙州監 軍司官員。第三類為一般遊人題款。這些西夏文和漢文題記，真實而生 動地記述了西夏時期各階層人物前來這裡進行佛事活動的情況。是研究 西夏社會歷史、文物制度及語言文字的珍貴資料。其具體內容包括西夏 紀年、國名、地名、官制、封號以及西夏姓氏（60多個），西夏語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肅北的5個廟都存在 著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縣城西南50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內發現 一批西夏文佛經殘頁。其中有《妙法蓮華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等。在寧夏固原縣則有須彌山石窟、石窟 中有諒祚奲都年號的題記。
輸入佛典。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請購佛經。
公元1030年（宋天聖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獻馬70匹作 為工值，“乞賜佛經一藏，從之”①。公元1034年（宋景佑元年，夏廣 運二年）十二月，諒祚又派使者去宋獻馬50匹，“以求佛經一藏，詔特 賜之”②。公元1058年（宋嘉佑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諒詐， 他所贖求的大藏經、經帙、簽牌等，均已及時印造。“候嘉佑七年正旦 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①。公元1062年（宋嘉佑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諒祚請購贖大藏經，宋仁宗應其所求，並及時命印經院印造。“候 嘉佑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闕給付”②。公元1072年（宋熙寧五年，夏 天賜禮盛國慶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貢馬，“贖大藏經，詔賜之 而還其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動向宋請購，有時宋朝也主動賜予。如公元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聖承道三年）四月，“賜夏國大藏經”④。
翻譯與校勘佛經。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佛教，在輸入佛典的同時， 還重視組織人力，指定專人負責，有計劃地大量翻譯校勘佛經。其所指 定的負責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較高的“國師”。如景宗元昊時主持 譯經的著名國師有白法信，惠宗時的國師白智光，西夏晚期譯經的蕃漢 法定國師，等等。法師之下，還有學有專長參予譯經的僧人。西夏統治 者組織人才在首都興慶府進行大規模的翻譯佛經。用西夏文翻譯佛經， 早在景宗元昊建國伊始，就命國師白法信主持翻譯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長編》卷109，天聖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長編》卷115景佑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20，《諒祚淫狡》。
②王珪：《華陽集》卷18，《詔夏國主乞續大藏經詔》。
③《宋史》卷486，《夏國傳下》。
④《長編》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賜到的兩部漢文大藏經為底本，組成一個32人的翻譯班子，全力以赴地 將其譯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間又命白智光主持譯經。至崇宗天佑民安 元年（公元1090年）先後用半個多世紀（53年）的時間，譯成佛經 帙，820部，3579卷。傳世的西夏文佛經，絕大部分譯自漢文大藏經， 但也有少量譯自藏文、梵文。如科茲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約8000種西夏文 刊本和寫本，其中約占80％的佛經，有的譯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後，除了繼續根據需要翻譯一些佛經之外，則把主要 精力放在校經之上。據《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源文記載： “後奉護城皇帝敕，與南北經重校”。
這裡的護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經”指宋朝輸入的《開寶藏》。“北 經”指遼刻《契丹藏》和金刻《趙城藏》，均為漢文大藏經。以南、北 兩種藏經版本為底本來進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統治者仁孝不 僅重視佛經翻譯的數量，而且越來越重視質量。
西夏占領瓜、沙二州之後，即對兩地石窟進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窟也是將唐代壁畫重新改繪而成。據統計，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多個寺窟中，可以確定為西夏洞窟的過去認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座。但經1964年敦煌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聯合調查後，重新確定兩地屬於西夏洞窟的為88座。其中莫高窟 座，榆林窟11座。
兩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畫和題記，是我們研究西夏歷史、地理、生產、 ②《西夏書事》卷18。
③《西夏書事》卷19。
①《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珍貴資料。
題記可分為西夏文題記和漢文題記兩種，其中以漢文題記最多。從 題記的內容看，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西夏僧俗人等前來朝山禮佛，誦 經念咒、燒香求福及修整寺廟的發願文字。如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題記： “八人同來行願，當來山廟燒香”。第二類為供養人題榜。如榆林窟第 窟，其內室西壁上，下兩層繪有當地一貴族家庭成員的供養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題記，記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養人為瓜州監軍司和沙州監 軍司官員。第三類為一般遊人題款。這些西夏文和漢文題記，真實而生 動地記述了西夏時期各階層人物前來這裡進行佛事活動的情況。是研究 西夏社會歷史、文物制度及語言文字的珍貴資料。其具體內容包括西夏 紀年、國名、地名、官制、封號以及西夏姓氏（60多個），西夏語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肅北的5個廟都存在 著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縣城西南50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內發現 一批西夏文佛經殘頁。其中有《妙法蓮華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等。在寧夏固原縣則有須彌山石窟、石窟 中有諒祚奲都年號的題記。
輸入佛典。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請購佛經。
公元1030年（宋天聖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獻馬70匹作 為工值，“乞賜佛經一藏，從之”①。公元1034年（宋景佑元年，夏廣 運二年）十二月，諒祚又派使者去宋獻馬50匹，“以求佛經一藏，詔特 賜之”②。公元1058年（宋嘉佑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諒詐， 他所贖求的大藏經、經帙、簽牌等，均已及時印造。“候嘉佑七年正旦 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①。公元1062年（宋嘉佑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諒祚請購贖大藏經，宋仁宗應其所求，並及時命印經院印造。“候 嘉佑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闕給付”②。公元1072年（宋熙寧五年，夏 天賜禮盛國慶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貢馬，“贖大藏經，詔賜之 而還其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動向宋請購，有時宋朝也主動賜予。如公元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聖承道三年）四月，“賜夏國大藏經”④。
翻譯與校勘佛經。西夏統治者為了發展佛教，在輸入佛典的同時， 還重視組織人力，指定專人負責，有計劃地大量翻譯校勘佛經。其所指 定的負責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較高的“國師”。如景宗元昊時主持 譯經的著名國師有白法信，惠宗時的國師白智光，西夏晚期譯經的蕃漢 法定國師，等等。法師之下，還有學有專長參予譯經的僧人。西夏統治 者組織人才在首都興慶府進行大規模的翻譯佛經。用西夏文翻譯佛經， 早在景宗元昊建國伊始，就命國師白法信主持翻譯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長編》卷109，天聖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長編》卷115景佑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20，《諒祚淫狡》。
②王珪：《華陽集》卷18，《詔夏國主乞續大藏經詔》。
③《宋史》卷486，《夏國傳下》。
④《長編》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賜到的兩部漢文大藏經為底本，組成一個32人的翻譯班子，全力以赴地 將其譯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間又命白智光主持譯經。至崇宗天佑民安 元年（公元1090年）先後用半個多世紀（53年）的時間，譯成佛經 帙，820部，3579卷。傳世的西夏文佛經，絕大部分譯自漢文大藏經， 但也有少量譯自藏文、梵文。如科茲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約8000種西夏文 刊本和寫本，其中約占80％的佛經，有的譯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後，除了繼續根據需要翻譯一些佛經之外，則把主要 精力放在校經之上。據《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源文記載： “後奉護城皇帝敕，與南北經重校”。
這裡的護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經”指宋朝輸入的《開寶藏》。“北 經”指遼刻《契丹藏》和金刻《趙城藏》，均為漢文大藏經。以南、北 兩種藏經版本為底本來進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統治者仁孝不 僅重視佛經翻譯的數量，而且越來越重視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