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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準備幫助你嗎？”
“她說她打算幫助我。”
“她是個自信的女人，也許太自信了一點。但問題是，她目前為止還沒有必要正視任何失敗的事情。不過，假如你要在接受別人幫助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你必須有自信心。”
“我能理解這一點，”詹森說，“假如我真的相信自己在幻覺中看到的東西，假如我真的認為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那麼，我必須看上去有自信心，即使自己實際上並非如此。信念是這一切的關鍵。”
“確實如此。”
“那還有污染問題，這是個大問題。”
“要是你看到它將以怎樣的方式而告終，也就是你在幻象中看到的那種結局，那確實是個大問題，”公爵同意詹森的看法，“但世界上有些事情你對它們沒辦法，這樣的情況下，你不要去多想它們。實際上，世界上的大多數事情都屬這一類。”
“但假如你能對一些事情做點什麼的，那該怎麼辦？”
“那將會是一種困難的局面，你說是嗎？”公爵說，“但污染不像是屬於這類情況的，它是工業化的自然結果。污染剛開始時，規模不大，因而似乎不要緊。人們以為海洋和大氣層是‘存放’廢料和廢氣的‘污水池’、‘污氣桶’，容量無限。只是後來才發現，‘污水池’和‘污氣桶’里的東西不斷增加，直至它們再也無法容納。”
“難道人們不可以停止他們開始的方式嗎？”詹森問道，“人們不要死，人們不要把水、空氣和食物都用完、耗盡，人們也不要把鳥、魚和動物都斬盡殺絕。”
“但只要人們能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樂趣，或者能從中贏利。那麼，他們還會照樣子一直做下去。問題在於，從事污染活動可以賺錢，而停止污染行為則要花錢——花好多好多的錢。任何一個人停止污染活動並不解決問題，他只會使自己破產。這就是那個名叫格雷特·哈丁所說的‘平民百姓的悲劇’。”
“以人們分享一個牧草地為例吧。在牧草地里，每個人原先要放牧多少牲畜就可放牧多少。但假如把太多的牛放到這片牧草地上，牧草地就不能提供足夠的草給牲畜吃，這樣一來，牧草地遭到毀壞，沒有一個人可以在它上面放牧。在牧草地上增加一兩頭或者三頭牲畜不會損壞牧草地本身，但個人的贏利卻得到了增加。因此，每個放牧人的理性行為選擇就是增加他的放牧牲畜，因為在他看來，他個人這樣做對牧草地的影響十分微小，而同時他個人的收益卻得到了可觀的長進。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轉的。”
“政府怎麼辦呢？難道政府不應該想想群體的利益嗎？”
“政府當然應該。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時間裡，政府確實為此做了一些事情，情況因而得到了改善。但政府和人民並不是一回事。政府更關注的是各行各業的經濟、大公司的效益，和它屬下的政府機構。相比之下，主張全社會利益的人，無論在闡述他們的觀點上，還是在財力資源上，都難以與特殊利益集團相抗衡。何況，長期以來，人們並不願意為了將來的好處而暫時推遲現在的享受。要知道，全社會利益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且沒有突出的中心；相對而言，賺取利潤或者避免損失則是更具體、更明確的目標。”
“不，”公爵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還大聲笑了笑，“我想起著名不可知論者賴爾夫·G·英格索爾對原教旨主義牧師的一次答覆。牧師巧妙地問不可知論者，假如他是上帝的話，他將怎樣改進這個世界。‘這個嘛，’英格索爾回答說，‘我要讓大家身體健康起來，而不是去染上疾病。’因此我在想，我們要等到能夠從污染消除方面贏利的時候，才可能解決污染這個問題。”
他們倆人把目光從河面上的火光，移到那老頭兒做的一個雕塑身上。這個雕塑作品是用漂流木和汽車部件等材料拼制而成的。它站立在河邊，活像一個上了十字架的機器人。
他們倆人又一次坐在羅傑洛醫生的辦公室里。她像個女神，坐在她辦公桌做成的聖壇邊，主持著這次“神聖”的談話；他像個女神崇拜者，虔誠地坐在桌邊的一張椅子上。
她手上一邊轉弄著一隻細長的信封開啟刀，一邊仔細地察看他的臉。她對詹森說：“林德納醫生報告了一個病例，在處理一個病人時，他通過先進入病人幻覺，然後再說服病人邏輯有謬誤的方法，醫治好了那位病人。這個病例後來在醫學界不脛而走，廣為人知。”
“但我早已知道自己幻覺的謬誤了。”詹森說。
“確實是這樣，而且，你僅僅是想要擺脫這些幻覺。假如我就這樣告訴你：忘了它們，繼續你的生活，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你有輕度的幻覺症，它不會對你有多大的傷害，那你會怎麼樣？”
“這一點我能做到，”詹森說，“但我怎麼對待我的幻象呢？更要緊的是，我怎麼處理我的內疚感呢？”
“你為什麼要感到內疚呢？你心裡明白，你並不來自未來。”
“當然，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詹森說。
“但這仍然是一種可能？”
“可不是嗎？”
“她說她打算幫助我。”
“她是個自信的女人，也許太自信了一點。但問題是，她目前為止還沒有必要正視任何失敗的事情。不過，假如你要在接受別人幫助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你必須有自信心。”
“我能理解這一點，”詹森說，“假如我真的相信自己在幻覺中看到的東西，假如我真的認為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那麼，我必須看上去有自信心，即使自己實際上並非如此。信念是這一切的關鍵。”
“確實如此。”
“那還有污染問題，這是個大問題。”
“要是你看到它將以怎樣的方式而告終，也就是你在幻象中看到的那種結局，那確實是個大問題，”公爵同意詹森的看法，“但世界上有些事情你對它們沒辦法，這樣的情況下，你不要去多想它們。實際上，世界上的大多數事情都屬這一類。”
“但假如你能對一些事情做點什麼的，那該怎麼辦？”
“那將會是一種困難的局面，你說是嗎？”公爵說，“但污染不像是屬於這類情況的，它是工業化的自然結果。污染剛開始時，規模不大，因而似乎不要緊。人們以為海洋和大氣層是‘存放’廢料和廢氣的‘污水池’、‘污氣桶’，容量無限。只是後來才發現，‘污水池’和‘污氣桶’里的東西不斷增加，直至它們再也無法容納。”
“難道人們不可以停止他們開始的方式嗎？”詹森問道，“人們不要死，人們不要把水、空氣和食物都用完、耗盡，人們也不要把鳥、魚和動物都斬盡殺絕。”
“但只要人們能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樂趣，或者能從中贏利。那麼，他們還會照樣子一直做下去。問題在於，從事污染活動可以賺錢，而停止污染行為則要花錢——花好多好多的錢。任何一個人停止污染活動並不解決問題，他只會使自己破產。這就是那個名叫格雷特·哈丁所說的‘平民百姓的悲劇’。”
“以人們分享一個牧草地為例吧。在牧草地里，每個人原先要放牧多少牲畜就可放牧多少。但假如把太多的牛放到這片牧草地上，牧草地就不能提供足夠的草給牲畜吃，這樣一來，牧草地遭到毀壞，沒有一個人可以在它上面放牧。在牧草地上增加一兩頭或者三頭牲畜不會損壞牧草地本身，但個人的贏利卻得到了增加。因此，每個放牧人的理性行為選擇就是增加他的放牧牲畜，因為在他看來，他個人這樣做對牧草地的影響十分微小，而同時他個人的收益卻得到了可觀的長進。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轉的。”
“政府怎麼辦呢？難道政府不應該想想群體的利益嗎？”
“政府當然應該。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時間裡，政府確實為此做了一些事情，情況因而得到了改善。但政府和人民並不是一回事。政府更關注的是各行各業的經濟、大公司的效益，和它屬下的政府機構。相比之下，主張全社會利益的人，無論在闡述他們的觀點上，還是在財力資源上，都難以與特殊利益集團相抗衡。何況，長期以來，人們並不願意為了將來的好處而暫時推遲現在的享受。要知道，全社會利益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且沒有突出的中心；相對而言，賺取利潤或者避免損失則是更具體、更明確的目標。”
“不，”公爵繼續滔滔不絕地說下去，還大聲笑了笑，“我想起著名不可知論者賴爾夫·G·英格索爾對原教旨主義牧師的一次答覆。牧師巧妙地問不可知論者，假如他是上帝的話，他將怎樣改進這個世界。‘這個嘛，’英格索爾回答說，‘我要讓大家身體健康起來，而不是去染上疾病。’因此我在想，我們要等到能夠從污染消除方面贏利的時候，才可能解決污染這個問題。”
他們倆人把目光從河面上的火光，移到那老頭兒做的一個雕塑身上。這個雕塑作品是用漂流木和汽車部件等材料拼制而成的。它站立在河邊，活像一個上了十字架的機器人。
他們倆人又一次坐在羅傑洛醫生的辦公室里。她像個女神，坐在她辦公桌做成的聖壇邊，主持著這次“神聖”的談話；他像個女神崇拜者，虔誠地坐在桌邊的一張椅子上。
她手上一邊轉弄著一隻細長的信封開啟刀，一邊仔細地察看他的臉。她對詹森說：“林德納醫生報告了一個病例，在處理一個病人時，他通過先進入病人幻覺，然後再說服病人邏輯有謬誤的方法，醫治好了那位病人。這個病例後來在醫學界不脛而走，廣為人知。”
“但我早已知道自己幻覺的謬誤了。”詹森說。
“確實是這樣，而且，你僅僅是想要擺脫這些幻覺。假如我就這樣告訴你：忘了它們，繼續你的生活，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你有輕度的幻覺症，它不會對你有多大的傷害，那你會怎麼樣？”
“這一點我能做到，”詹森說，“但我怎麼對待我的幻象呢？更要緊的是，我怎麼處理我的內疚感呢？”
“你為什麼要感到內疚呢？你心裡明白，你並不來自未來。”
“當然，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詹森說。
“但這仍然是一種可能？”
“可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