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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俄國頻送秋波，對俄國要求解脫 1856 年巴黎和約加於它的三個枷鎖
（即黑海地區保持中立，封閉兩海峽，多瑙河置於國際監督之下）一再表示 關切，在沙皇的近東擴張政策上推波助瀾，以此把英法注意力引向東方，消 弭德國東西兩面的威脅。
他協調俄奧矛盾，不僅使德國免於在東西的兩個大君主國之間“選定一 個”，而且進而能維持柏林—維也納—彼得堡宮廷的密切關係，用三皇結盟 這個“歐洲盾牌”去防止和對付俄奧或俄法可能結成的同盟。
他格外謹慎地處理對英關係。德國既不去踩英國殖民霸權的老虎尾巴， 又切忌綁在英國的戰車上而不能自已；對俄英關係則不失時機地進行挑唆， 使“熊和鯨”交惡。
他慫恿和默許英國在北非滲透，加劇英法矛盾，把爭奪歐陸霸權的兩個 大國敵對關係的弦繃得緊緊的。
他縱橫捭闔，充任“誠實掮客”的角色，玩弄“五球不落”的把戲，使
作為 19 世紀歐洲外交中心的“東方問題”一直處於沸點狀態，而德國則以“局 外人”身份超然於上，駕馭局勢。
在確定德意志帝國初期的外交方針上，一些容克、資產階級曾激烈主張， “為了德國的威望”，躋身殖民行列。俾斯麥不為狂熱的“民族感情”所動， 堅持己見：“我們不為‘威望’所愚弄”，“應該有勇氣放棄迄今為止所流 行的‘感情政策’，而奉行一種‘現實政策’”。他明確表示，他是受“現 實的委託”為德國創建一個國家的。俾斯麥的這個“現實”是：
首先，以普魯士為中心統一起來的德國，內部的分離主義傾向十分嚴重， 因而初生的德意志帝國不該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外部，而應放在內部，把這 個鬆散的、不穩定的聯邦逐漸改造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不是追求更多的 殖民地，而是鞏固獲得的東西。
其次，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必然與“統治著波浪”的大英帝國為敵。這 首先得有強大的海軍，而在這方面德國是很微弱的。俾斯麥在 1873 年 6 月 2 日給德皇的報告中寫道：堅持不謀取歐洲以外地區的政策，是“建立在這麼 一種信念上：我們的海軍在戰爭情況下，僅能完成其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 的一半，如果它同時想保衛在國外的全部占領地的話；??這種占領將給德 國帶來的肯定不是強大，而只能是削弱”，他警告說：如果這時的德國讓殖 民地問題縛住了自己，那“就會陷入波蘭小貴族的境地，他們雖有黑貂皮大 衣，但是沒有襯衣”。
再次，巴黎公社失敗後，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一度沉寂，但德國的社會
主義運動卻蓬勃興起，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重心。這使俾斯麥敏感到，德國 在這時介入殖民爭奪，會由此引起大國間的戰爭。而“這場戰爭，不管其成 敗與否，都將在許多國家導致革命。”推行保守的外交路線也正是為了用它 來對付國內鼎沸的革命情緒。
最後，德意志帝國立足和控制中歐尚未得手。戰敗的法國舉國上下臥薪
嘗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復興；俄國始終不願明確表態支持德對法的新戰爭； 英奧也都不肯坐視一個過於強大的德國的崛起。因此，德意志帝國要在中歐 站穩腳跟並非易事，它的孤立狀態和招來東西兩面夾擊的危機並未徹底解 除。
俾斯麥正是從以上德國的“現實”出發制定了帝國政府的大陸政策，在
19 世紀晚期複雜而又微妙的國際局勢下，俾斯麥合縱連橫，搞均勢，走鋼絲， 使德國成為歐洲外交天平上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
三皇協定
帝國建立伊始，在對外關係上俾斯麥首先注重的是使法國無法找到反德 的同盟力量。很長一段時期，“同盟的夢魘”纏得他坐臥不寧。“形勢要求 我們，至少和列強之一通過條約建立起牢固的關係，以便把可能出現的反德 同盟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俾斯麥說，“這個選擇只能是奧地利和俄國。” 關於德俄關係，俾斯麥認為：兩個國家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利害衝突，?? 相反，作為鄰邦卻有共同的利益，”如瓜分和奴役波蘭；“傳統的王朝友誼、 共同穩健的君主制政體，以及固有的政治上的一致”，恰是建立新的神聖同 盟的基礎；更重要的是，70 年代的俄國，由於不徹底的農奴制改革招致了政
局不穩，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正欲從外交上尋求擺脫國內困局的途徑。因此俾 斯麥認為，俄國完全有可能成為德國的“現實的政治財富”。
關於德奧關係，俾斯麥充滿信心。因為：(1)奧匈帝國剛成立不久，整頓 內政及平息民族矛盾是其當務之急，若有來自外部的一臂之助，穩定其國內 局勢和國際地位，當然是求之不得的。(2)1871 年下半年，奧曾謀求英奧聯 盟共同對付俄國在巴爾幹的勢力擴張，英國政府踢回短球，支持奧的反俄政 策，卻不承擔同盟義務。這給德國趁機伸手提供了方便。(3)德國在 1866 年 薩多瓦戰役所顯示出來的軍事力量和俾斯麥的寬宏大量，哈布斯堡王朝記憶 猶新。而 1871 年 10 月短命的反德集團——霍亨瓦爾特內閣垮台，親德的自 由派掌權，又極大地增添了德奧親善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