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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年起，俾斯麥政治生活和政治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他
任普魯士駐法蘭克福邦議會的公使（曾在即將離任的公使特爾多爾·馮·羅 霍夫手下當 3 個月副手）。1859 年從法蘭克福被調回，出任駐聖彼得堡公使。
1862 年出任駐巴黎大使。這些經歷，擴大了他的視野，改變了他的政治觀，
使他養成了從全歐洲看問題的習慣，成為有遠見的政治家。這期間，俾斯麥 的政治態度明顯地在兩方面發生變化：一是反對囿於普魯士一邦利益的感情 用事政策，提出從現實出發的政治見解；二是反對奧地利為首的割據勢力， 提出強化普魯士，統一德意志的主張。可以說，這時的俾斯麥就其思想觀點 和政治見解，已成為資產階級化容克的政治代表了。具體表現在：
他倡導改造落後的農奴制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梅林寫道：“這個 窮容克在富庶的貿易市場法蘭克福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雖然用一切可惡行 為使一個真正的容克心驚膽戰，可是它也提供了一個十分迷人的前景，這種 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以東的不大的土地上對人的封建壓迫，看來好像是一種非 常可憐的生計。”俾斯麥認為：農奴制的“基石不過是腐朽了的木塊。”他 公開呼籲：“騎士應自願放棄其領主的權力”，因為“任何一次偉大的時代 轉折點都必須從上面徹底漂清不完備的創造物。”1848 年革命失敗後。當普 魯士宮廷黨竭力爭取他時，他毅然拒絕，鄙夷他們“最希望把時代的車輪拖 回到 1788 年。”
他譴責分裂，希望統一。俾斯麥總結 19 世紀以來的德意志歷史時指出： 這個“哥德式的巨型怪物”，其所以“成為一個軟如海綿的、無抵抗能力的 聯合體，成為拿破崙手上的一件玩物”，其根源在於“德意志諸侯們對（國 家）主權無法無天的侵犯”。在聯邦議會任職，使他目睹“德國的分裂狀態 對於資本主義造錢機器的運轉起了重大的阻礙作用”。他清醒地看到，實現 國家統一的 1848 年革命雖然失敗了，但統一是無法阻止的，它只不過是延期 而已。
他力主建立強權政治，擴展武力，打擊阻礙德國統一的主要勢力。在法 蘭克福任職時，使他親身感覺到奧地利是實現普魯士統一德國的最大障礙， 多數小邦都懾於奧地利的強大而傾向於承認奧地利是現行制度中的領導力 量。在法國任職時，他對拿破崙軍事獨裁的實質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把波拿 巴主義看作是用暴力壓制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而又發展了資產階級的巨大生 產力的現代專制主義的典型形式。用俾斯麥的話來說，這叫做“不舒服的有 利政策”。在俄法任職時，還使他從外交舞台的一幕幕鬧劇中看到了彼得堡 宮廷和凡爾賽當局的明顯意圖，左鄰右舍的兩大強國都是把阻止德意志的統 一作為自己的基本方針。因此，德意志只有加強自己，以武力為後盾，才能 在大國中間周旋，爭取解決民族問題的主動權。
俾斯麥就是這樣懷著現實主義的態度和強權主義的觀點，走馬上任。
“鐵血政策”
俾斯麥對資產階級的“憲法統一”極為鄙視和不滿。他不相信憲法的任 何一個條文會有使人超生的力量，他說：“假如確實成功地按照這條新的、 正在走的道路爭得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的祖國??那我可能會對這個國家新 秩序的創始人表示我的感謝；但是現在對我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此，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確信，普魯士的榮譽並不取決於為了那些正在生病 的議會著名人士在德國到處扮演唐·吉訶德”，“德國的統一和在議會的講 壇上作報告的權力不是同一類問題。”俾斯麥輕蔑地說：“一個議會比一支 軍隊更容易被動員起來。”“通過議會的辯論，通過 11 票之多數是不可能對 這些原則作為一種判決的。”當然，俾斯麥除了把憲法統一視為毫無用處外， 還敏感到議會憲政對普魯士容克統治的危害。在他看來，議會的民主政治思 想，始終是一種有可能被街壘戰士掌握統治權的威脅，說“這可能把民主政 治的毒藥撒進紀律嚴密的普魯士。”
俾斯麥強烈地主張：“要對這個（德國）問題作出決定，根本就不是在 我們的議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戰場上”，德國的統一“只能通過同反對者 進行戰爭的道路來實現。”因此，他始終把一個國家的軍事上的強大看作是 決定這個國家價值的要素，竭力主張建立強大的武裝，認為：“沒有普魯士 的軍隊，並且是一支強大的普魯士軍隊，德意志民族的觀念根本就不會實 現。”有個語言學家叫馬克·梅勒的曾向俾斯麥抱怨道：“現在每一個歐洲 人都是士兵，我們甚至就像猛獸一樣生活在史前時代。??如果在歐洲大陸 上，某一個國家沒有許多大炮就會感到非常不安全，那麼作為鄰國應該對它 說些什麼呢？”對此，俾斯麥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含糊的人道主義！”這 個早就立志要“以訓練新兵的軍刀刀刃為樂事”的“烈性容克”決心“要用
火或刀”治好德意志的衰敗懦弱病。
1862 年 9 月 30 日，即他任首相後的一個星期，他出席了議會預算委員 會的一次會議（與會的只有 20 多個委員）。會上討論了關於 1863 年撥款的 決議草案。俾斯麥在發言中，開始時還以和緩的口氣表示他是多麼重視政府 與議會共同解決預算問題。接著，他把話鋒一轉，直截了當地提出他對解決 德意志問題的基本見解：“普魯士必須積聚自己的力量並將它掌握在手裡以 待有利時機。”“這種時機已被錯過好幾次。維也納條約所規定的普魯士國 界是不利於健全的國家生活的。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 能解決的——這正是 1848 年和 1849 年所犯的錯誤——，而是要用鐵血來解 決。”這就是被後人所概括的所謂“鐵血政策”，俾斯麥也因此被冠以“鐵 血宰相”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