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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看法不同，他們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擴大轟炸規模。他們贊成空襲河內和海防附近的儲油站，聲稱這樣做會打擊北越的士氣。總統和我不願攻擊這些儲油設施，原因有幾條，其中一條是這樣做有偶然擊中附近的蘇聯船隻的危險，有可能引發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衝突。
我們最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襲計劃。預定的儲油設施被擊中了，但這些損失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了北越人。他們很快適應了這種打擊，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儲油罐內，還在全國各地隱蔽存放五十五加侖一桶的汽油。他們還通過鐵路從中國增加石油輸入，從停泊在岸邊駁船附近的蘇聯油輪上大量卸油，這些油輪沿著紅河三角洲的許多港灣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轟炸的目的在於動搖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戰的能力。這次轟炸計劃的失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選擇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學家（其中有原艾森豪總統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傑羅姆· 威斯納）按照合同與國防部國防研究所的賈森研究室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轟炸確實沒有奏效，建議設立一道“屏障”來制止敵人的滲透，這種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體內容是在非軍事區和非軍事區以西寮國境內的狹長地帶布設地雷和傳感器，形成一個複雜的防禦帶。（傳感器會將我們的飛機引向移動的敵軍。）建立這樣一道屏障花費很大，但是由於我軍的轟炸效果不顯著，所以我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指派艾爾弗雷德·D·斯塔伯德中將全權負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個想法反應冷淡，但未全力反對。建立屏障的目的在於使敵人在滲透時多遭受損失。這個目的達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參謀長們一直要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我們的分歧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公開化了。厄爾·G·“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發言時有如下對話： 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我不相信迄今為止的轟炸行動已經大大削減了輸入南越的人員和物資的數量，而且我認為以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做不到這一點。
參議員坎農：軍事顧問們同意作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嗎？
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我認為應該由惠勒將軍回答這個問題。
厄爾·G·“巴斯”·惠勒將軍：正如我說過的，我相信我們對北越的轟炸使人員和物資的輸入量減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懷疑轟炸的效果。
這些對話說明參謀長們和我的意見分歧很大，由此而產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爭論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轟炸計劃的數月中，謀求和談解決問題的努力仍在進行，但沒有實效。
批評家們指責詹森政府在發動有限戰爭期間從未認真執行謀求和平的任務。這項指責是否有根據，那個階段的三次外交活動足以說明問題：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寧使團和兩次有代號的外交活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號為“金盞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號為“向日葵”。這三次行動足以證明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謀求政治解決越南問題，也能說明我們為什麼未獲成功。
有些人指責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增加了美軍的傷亡，並招致了擴大空襲的壓力。在停火計劃夭折以後，總統確實不願再聽到類似的建議。然而，使他感到惱火的是，兩個月後他又遇到了這樣的嘗試。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提出來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遠東問題專家切斯特·A·朗寧前往河內，帶回北越總理范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國“無條件永遠停止轟炸，我們將進行會談”。
加拿大人認為范的口信是真誠的和平建議。在他們看來，與河內原來堅持要求美國接受其四項條件之後再進行談判的立場相比，這是一個進步。華盛頓的許多人不這麼看。他們不歡迎皮爾遜和朗寧以前對華盛頓的越南政策的公開批評，而且認為范的口信故意講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會談”而不是“談判”，顯然是指初步接觸，而不是實質性的談判。總統不願意在河內不做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再次停止轟炸。這樣，詹森政府沒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現在回頭來看，我們沒有讓朗寧進一步探尋范文同的真意是錯誤的。
幾個月後，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雅努什·萊萬多夫斯基訪問河內後返回西貢，帶回了“非常具體的和平條件”。他說北越人願做“政治讓步” 以結束戰爭，願意“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目標。萊萬多夫斯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西貢外交團團長義大利大使喬瓦尼·多蘭迪，喬瓦尼·多蘭迪轉告給了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華盛頓作了匯報。這就是代號為“金盞花”的外交活動。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萊萬多夫斯基進行了秘密會談。個子瘦長的洛奇經常蜷縮在一輛私人轎車的后座上前往多蘭迪的辦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讓人看見。
我們最終於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襲計劃。預定的儲油設施被擊中了，但這些損失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了北越人。他們很快適應了這種打擊，把汽油分散存放在不同地方的地下儲油罐內，還在全國各地隱蔽存放五十五加侖一桶的汽油。他們還通過鐵路從中國增加石油輸入，從停泊在岸邊駁船附近的蘇聯油輪上大量卸油，這些油輪沿著紅河三角洲的許多港灣游弋，把油卸到不同的地方。
六月轟炸的目的在於動搖北越的意志和削弱其支援南部越共作戰的能力。這次轟炸計劃的失敗使我不得不考慮選擇其它方案。一九六六年夏，我召集一些著名科學家（其中有原艾森豪總統的科學顧問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傑羅姆· 威斯納）按照合同與國防部國防研究所的賈森研究室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轟炸確實沒有奏效，建議設立一道“屏障”來制止敵人的滲透，這種想法是一九六六年春初次引起我的注意的。具體內容是在非軍事區和非軍事區以西寮國境內的狹長地帶布設地雷和傳感器，形成一個複雜的防禦帶。（傳感器會將我們的飛機引向移動的敵軍。）建立這樣一道屏障花費很大，但是由於我軍的轟炸效果不顯著，所以我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指派艾爾弗雷德·D·斯塔伯德中將全權負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個想法反應冷淡，但未全力反對。建立屏障的目的在於使敵人在滲透時多遭受損失。這個目的達到了。
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七年初，參謀長們一直要求加強對北越的空襲。我們的分歧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公開化了。厄爾·G·“巴斯”·惠勒和我一月份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發言時有如下對話： 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我不相信迄今為止的轟炸行動已經大大削減了輸入南越的人員和物資的數量，而且我認為以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做不到這一點。
參議員坎農：軍事顧問們同意作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嗎？
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我認為應該由惠勒將軍回答這個問題。
厄爾·G·“巴斯”·惠勒將軍：正如我說過的，我相信我們對北越的轟炸使人員和物資的輸入量減少了。我不像某些人那樣懷疑轟炸的效果。
這些對話說明參謀長們和我的意見分歧很大，由此而產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在爭論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轟炸計劃的數月中，謀求和談解決問題的努力仍在進行，但沒有實效。
批評家們指責詹森政府在發動有限戰爭期間從未認真執行謀求和平的任務。這項指責是否有根據，那個階段的三次外交活動足以說明問題：一九六六年春的朗寧使團和兩次有代號的外交活動——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代號為“金盞花”，一九六七年初的代號為“向日葵”。這三次行動足以證明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全年和一九六七年初曾竭力謀求政治解決越南問題，也能說明我們為什麼未獲成功。
有些人指責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增加了美軍的傷亡，並招致了擴大空襲的壓力。在停火計劃夭折以後，總統確實不願再聽到類似的建議。然而，使他感到惱火的是，兩個月後他又遇到了這樣的嘗試。這次不是由我而是由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提出來的。三月，加拿大退休外交官和遠東問題專家切斯特·A·朗寧前往河內，帶回北越總理范文同的口信，如果美國“無條件永遠停止轟炸，我們將進行會談”。
加拿大人認為范的口信是真誠的和平建議。在他們看來，與河內原來堅持要求美國接受其四項條件之後再進行談判的立場相比，這是一個進步。華盛頓的許多人不這麼看。他們不歡迎皮爾遜和朗寧以前對華盛頓的越南政策的公開批評，而且認為范的口信故意講得含糊不清。例如，他使用“會談”而不是“談判”，顯然是指初步接觸，而不是實質性的談判。總統不願意在河內不做任何讓步的情況下再次停止轟炸。這樣，詹森政府沒有批准另一次停火。現在回頭來看，我們沒有讓朗寧進一步探尋范文同的真意是錯誤的。
幾個月後，即一九六六年六月，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雅努什·萊萬多夫斯基訪問河內後返回西貢，帶回了“非常具體的和平條件”。他說北越人願做“政治讓步” 以結束戰爭，願意“竭盡全力”去實現這個目標。萊萬多夫斯基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西貢外交團團長義大利大使喬瓦尼·多蘭迪，喬瓦尼·多蘭迪轉告給了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向華盛頓作了匯報。這就是代號為“金盞花”的外交活動。那年夏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萊萬多夫斯基進行了秘密會談。個子瘦長的洛奇經常蜷縮在一輛私人轎車的后座上前往多蘭迪的辦公室或住宅，以避免讓人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