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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證時說，總統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報局之間在敵人數量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傾向於範圍更廣更大一些的估計數字；威廉·威斯特摩蘭沒有故意欺騙我們；即使他試圖這樣做（這是不可想像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為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情報來源。博伊斯聲稱我一直在虛報越南的軍事進展情況，試圖以此使我的證詞失效。這件案子通過庭外調解於一九八五年二月獲得解決，雙方都聲稱贏了官司。但是，該公司的那部專題片和關於誹謗案的大量報導，使美國人民對政府及軍事和政治領導人的團結問題進一步失去了信心。
儘管我們的判斷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戰場上的美軍得到最好的供應和保護。隨著戰爭的加劇和人們情緒的波動，某些批評詹森政府的人指責物資短缺使我們軍隊的安全受到了威脅。這不是事實。正如厄爾·G·“巴斯”· 惠勒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告訴我的，“我軍在越南未發生供應短缺的情況，短缺會對作戰行動和部隊的身體健康及福利產生不利影響。沒有一架飛機的空襲行動被取消過。事實上，給予我軍的空中支援是我們歷史上無法相比的。”
美軍在越南面臨著許多障礙和可怕的條件：難以分辨的死敵，陷阱和伏擊圈，火蟻和螞蟥，厚密的叢林，深深的沼澤和酷熱。有大批軍隊投入的戰鬥總是美軍獲勝。他們勇敢作戰，響應國家的號召，忍受許多艱難困苦，在“那個國家”和回國以後都是如此。
引起爭議的不是在越美軍是否勇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應該怎樣在戰場上作戰的問題。在此時期，這個問題是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海軍陸戰隊（及某些陸軍部隊）之間爭論的焦點。海軍陸戰隊認為“尋找和摧毀”戰略不能有力打擊越共和北越軍隊，故而提倡一種反暴動戰略：保護民眾並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莊。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軍方從未充分辯論過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進行過詳細討論。作為國防部長，我本來應該迫使他們加以充分討論。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消耗戰略主要依賴於火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密集地傾泄在越共和北越軍在南越的根據地。通常很難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和南越空軍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萬噸炸彈，是投在北越的炸彈數量的兩倍多。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許多悲慘的難民營。給我們正在幫助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多的破壞和災難，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煩惱。這嚴重妨礙了旨在保護農村地區的安全和贏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計劃的推行。這也影響讓人民支持西貢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實施，而民眾的支持對擊敗越共是至關重要的。
西貢政權的腐敗和南越人與美國人之間（以及美國人之間）缺乏協調合作也困擾著我們。許多計劃和項目的專項撥款從未用到正點上，許多地方官員把安民計劃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地位的威脅。飽受戰爭創傷的村民們對安民計劃持漠然或謹慎的態度。我們從未解釋清楚這個計劃將由什麼人或如何進行管理，特別是在缺乏一個高效率和負責任的南越政府的情況下。當我們試圖加快安民計劃的進程時，我們失敗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議總統重新組織實施當時由駐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計劃。我請求把軍事行動和安民計劃都交給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這個主意在西貢和華盛頓的領導層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所以我改變了想法。我建議集中指揮權並明確責任，由威廉·威斯特摩蘭掌管軍事行動，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負責安民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如果這樣做不見成效，那麼我建議由威廉·威斯特摩蘭全權負責兩方面的工作。此點終未實行，的確是個嚴重錯誤。
在此期間，空襲進一步加強了。飛機向北越的出擊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兩萬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萬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萬零八千次，投彈量由六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三萬六千噸和二十二萬六千噸。轟炸給北越造成了巨大損失，牽制了北越可能用於軍事行動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擾了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工作。但是，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美國飛行員陣亡；被俘的美國空軍成了河內的人質；平民的傷亡數字大為增加。而且，一個超級大國持續轟炸一個小國給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傳武器。總之，轟炸沒有達到其基本目的：隨著霹靂計劃的加強，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北方進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萬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萬人，而河內的作戰意志絲毫沒有動搖。
我不相信轟炸策略能夠奏效，除非炸毀生產基地，使之生產不出基本的產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產基地在蘇聯和中國。除政治手段外，美國沒有理由把這些基地作為轟炸目標。同樣，我認為阻止人員和物資流入南方的轟炸行動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種行動在北越和寮國不大可能奏效，因為那裡的地形複雜，所需要的物資數量較少，有能力選擇其它路線和方式輸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更是如此。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如果不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沒有人敢作此想），對北越進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可能結束戰爭。
儘管我們的判斷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蘭和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戰場上的美軍得到最好的供應和保護。隨著戰爭的加劇和人們情緒的波動，某些批評詹森政府的人指責物資短缺使我們軍隊的安全受到了威脅。這不是事實。正如厄爾·G·“巴斯”· 惠勒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告訴我的，“我軍在越南未發生供應短缺的情況，短缺會對作戰行動和部隊的身體健康及福利產生不利影響。沒有一架飛機的空襲行動被取消過。事實上，給予我軍的空中支援是我們歷史上無法相比的。”
美軍在越南面臨著許多障礙和可怕的條件：難以分辨的死敵，陷阱和伏擊圈，火蟻和螞蟥，厚密的叢林，深深的沼澤和酷熱。有大批軍隊投入的戰鬥總是美軍獲勝。他們勇敢作戰，響應國家的號召，忍受許多艱難困苦，在“那個國家”和回國以後都是如此。
引起爭議的不是在越美軍是否勇敢的問題，而是他們應該怎樣在戰場上作戰的問題。在此時期，這個問題是威廉·威斯特摩蘭與海軍陸戰隊（及某些陸軍部隊）之間爭論的焦點。海軍陸戰隊認為“尋找和摧毀”戰略不能有力打擊越共和北越軍隊，故而提倡一種反暴動戰略：保護民眾並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莊。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軍方從未充分辯論過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進行過詳細討論。作為國防部長，我本來應該迫使他們加以充分討論。
威廉·威斯特摩蘭的消耗戰略主要依賴於火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密集地傾泄在越共和北越軍在南越的根據地。通常很難區分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美國和南越空軍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萬噸炸彈，是投在北越的炸彈數量的兩倍多。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和許多悲慘的難民營。給我們正在幫助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多的破壞和災難，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煩惱。這嚴重妨礙了旨在保護農村地區的安全和贏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計劃的推行。這也影響讓人民支持西貢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實施，而民眾的支持對擊敗越共是至關重要的。
西貢政權的腐敗和南越人與美國人之間（以及美國人之間）缺乏協調合作也困擾著我們。許多計劃和項目的專項撥款從未用到正點上，許多地方官員把安民計劃視為對他們的權力地位的威脅。飽受戰爭創傷的村民們對安民計劃持漠然或謹慎的態度。我們從未解釋清楚這個計劃將由什麼人或如何進行管理，特別是在缺乏一個高效率和負責任的南越政府的情況下。當我們試圖加快安民計劃的進程時，我們失敗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議總統重新組織實施當時由駐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計劃。我請求把軍事行動和安民計劃都交給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這個主意在西貢和華盛頓的領導層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所以我改變了想法。我建議集中指揮權並明確責任，由威廉·威斯特摩蘭掌管軍事行動，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負責安民計劃。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驗，如果這樣做不見成效，那麼我建議由威廉·威斯特摩蘭全權負責兩方面的工作。此點終未實行，的確是個嚴重錯誤。
在此期間，空襲進一步加強了。飛機向北越的出擊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兩萬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萬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萬零八千次，投彈量由六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三萬六千噸和二十二萬六千噸。轟炸給北越造成了巨大損失，牽制了北越可能用於軍事行動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擾了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工作。但是，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美國飛行員陣亡；被俘的美國空軍成了河內的人質；平民的傷亡數字大為增加。而且，一個超級大國持續轟炸一個小國給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傳武器。總之，轟炸沒有達到其基本目的：隨著霹靂計劃的加強，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從北方進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萬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萬人，而河內的作戰意志絲毫沒有動搖。
我不相信轟炸策略能夠奏效，除非炸毀生產基地，使之生產不出基本的產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產基地在蘇聯和中國。除政治手段外，美國沒有理由把這些基地作為轟炸目標。同樣，我認為阻止人員和物資流入南方的轟炸行動只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才能奏效。這種行動在北越和寮國不大可能奏效，因為那裡的地形複雜，所需要的物資數量較少，有能力選擇其它路線和方式輸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更是如此。這一切使我認識到，如果不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沒有人敢作此想），對北越進行任何規模的轟炸都不可能結束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