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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們紮根於地方。各市、縣和州所設立的無數政府，按人口平均計算比西歐那些中央集權的國家給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職務和機會。面對著數不清的政治上的美差，地方上的政黨蓬勃地發展起來。我們曾經聽見一名西部移民解釋道，“由於每個人都能弄到一官半職，發展縣的黨組織就有了非常理想的條件。”如果沒有成千上萬名政黨工作者熱情工作，以求在本地得到一官半職，美國的政黨制度要發展起來是不可能的。約在一八○○年之前，地方官員一般都是靠各自競選來取得職位的。以後這種做法逐步發展為把不同級別的候選人結合起來寫在同一張“候選人名單”上，把他們提交給選民（這就是約於此時出現的一種美國方式）。殖民地時代維吉尼亞選舉“公民代表院”的傳統方式——大家當著鄰里的面進行口頭選舉，很難用於選舉為數眾多的官員；它也不適合那種提出“黨的候選人名單”進行選舉的做法。另一些旱期的選舉法也不適用了，例如在賓夕法尼亞，一直到一七九六年時政府仍未能提供印好的選票，按照當時的選舉法，還需要用手來謄寫人名。一名富有創新精神的共和黨候選人在全州張貼印好的候選人名單，使選民可以很方便地抄下名字；他還要求他的共和黨朋友和他們的家人事先抄寫黨的候選人名單，以便選民們拿到投票處去，作為自己的選票投入票箱。
要選的官員的數目不少，這件事本身就需要各政党進行協助和組織（例如在一七九六年賓夕法尼亞的選舉中，選舉合眾國總統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在你的選票上寫下選舉團十五名成員的名字）。一七九六年紐約州的選舉中，居民已經可以在“共和黨候選人名單”和“聯邦共和黨候選人名單”之間作出選擇，這兩份名單都是在黨的特別會議上擬定的。一些共和黨代表在德拉瓦的多佛開會，“目的是擬出一份候選人名單，以便在隨後舉行的大選中推薦給肯特縣的共和黨公民”，名單列上了國會和州的各項職位的候選人。當不同級別的公共職務候選人認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這份候選人名單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時，他們也參加進來發表他們的政治原則和綱領。因此，藉助於一些得力的政治家如托馬斯·傑斐遜的組織活動，“黨的候選人名單”就非正式地成為慣常的方式了。來自上面（如在維吉尼亞）和來自下面（如在新澤西）的壓力，促使政治家在選舉日裡把他們的力量聯合起來。爭取縣的職位或想進入州議會的候選人，都樂意和比較知名的國會候選人或者和支持某個著名人物的總統選舉團成員相聯繫；同時，競選聯邦職務的候選人也願意和那些在鄰里中聞名的競選地方職務的人攜手共進。
這種惜助黨的候選人名單進行競選的新布署，一開始就引起了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反對，例如費城《綜合GG報》的編輯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初說：“我們不要選票販子：讓每個公民運用自己的判斷力，我們定能選出好的代表——勾結、徇私、陰謀和派別活動都將完蛋。”到遲至一八○○年時，康乃狄克一些唱高調的聯邦主義者還認為，任何競選公共職務的候選人在該州各地旅行“以誘使人民投他的票”的做法都是不體面的，他們對整個“競選運動這種令人厭惡的做法”進行了抨擊。但是競選運動、提名候選人的會議以及其它制定“黨的候選人名單”的活動，對於競選公職的人來說是大有用了，對於選民來說也大有趣了，因此是不可能廢除的。
“制定候選人名單”已經成為一項引起人們興趣的公共消遣活動，作為這個過程一個組成部分的提名大會，更觸發了人們的政治興趣，並且激起人們對黨的忠誠。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隨著選舉權的擴大而使提名大會第一次變得重要了。通常的模式是黨的州中央委員會發出召開州代表大會的號召；由市鎮會議選舉代表出席縣代表大會，而縣的代表大會則選舉代表參加全州的大會；如果需要選舉州參議員或眾議員，那麼就另行選舉代表參加地區會議。無數次的代表大會給每個人都提供了一個講壇；大會的進程在本地報紙上報導，而且往往重新印成小冊子供黨作宣傳之用。當塔培基的一批國民共和黨人於一八三○年召開州代表大會提名他們崇拜的偶像亨利·克萊為總統候選人時，他們用了自此之後家喻戶曉的一段話來描述代表大會的優點：
“由於它直接來自人民，它懷有並且也表達了人民的真實感情。就其性質和結構而言，它是深得人心的，由於其活動光明磊落，既不搞陰謀又沒有腐敗的核心會議操縱，也沒有任何其它動機，而只有人民本身自發的推動力，因而它贏得人們的尊敬和信心。”代表大會不僅把黨的力量集中在特定的候選人身上，從而加強了獲勝的機會；而且還激起人們的熱情，使他們樂意為黨所作的選擇進行工作。一名支持反共濟會黨的人描述一八三一年該黨召開的紐約州代表大會時寫道，“這次大會真偉大。門廳、走廊，所有地方都擠滿了人。我對於反共濟會活動感到自豪。不知道是由於什麼估計不到的原則，使得那些誠實樸素的農民在隆冬季節從州的最遙遠地區趕來出席大會。”代表大會的思想證明在各縣和各州都十分有效，已為全國性政黨所採納。在一八三二年的選舉中“所有提出總統候選人的大黨都首次召開全國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
要選的官員的數目不少，這件事本身就需要各政党進行協助和組織（例如在一七九六年賓夕法尼亞的選舉中，選舉合眾國總統的唯一辦法就是要在你的選票上寫下選舉團十五名成員的名字）。一七九六年紐約州的選舉中，居民已經可以在“共和黨候選人名單”和“聯邦共和黨候選人名單”之間作出選擇，這兩份名單都是在黨的特別會議上擬定的。一些共和黨代表在德拉瓦的多佛開會，“目的是擬出一份候選人名單，以便在隨後舉行的大選中推薦給肯特縣的共和黨公民”，名單列上了國會和州的各項職位的候選人。當不同級別的公共職務候選人認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這份候選人名單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時，他們也參加進來發表他們的政治原則和綱領。因此，藉助於一些得力的政治家如托馬斯·傑斐遜的組織活動，“黨的候選人名單”就非正式地成為慣常的方式了。來自上面（如在維吉尼亞）和來自下面（如在新澤西）的壓力，促使政治家在選舉日裡把他們的力量聯合起來。爭取縣的職位或想進入州議會的候選人，都樂意和比較知名的國會候選人或者和支持某個著名人物的總統選舉團成員相聯繫；同時，競選聯邦職務的候選人也願意和那些在鄰里中聞名的競選地方職務的人攜手共進。
這種惜助黨的候選人名單進行競選的新布署，一開始就引起了政治理想主義者的反對，例如費城《綜合GG報》的編輯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初說：“我們不要選票販子：讓每個公民運用自己的判斷力，我們定能選出好的代表——勾結、徇私、陰謀和派別活動都將完蛋。”到遲至一八○○年時，康乃狄克一些唱高調的聯邦主義者還認為，任何競選公共職務的候選人在該州各地旅行“以誘使人民投他的票”的做法都是不體面的，他們對整個“競選運動這種令人厭惡的做法”進行了抨擊。但是競選運動、提名候選人的會議以及其它制定“黨的候選人名單”的活動，對於競選公職的人來說是大有用了，對於選民來說也大有趣了，因此是不可能廢除的。
“制定候選人名單”已經成為一項引起人們興趣的公共消遣活動，作為這個過程一個組成部分的提名大會，更觸發了人們的政治興趣，並且激起人們對黨的忠誠。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期，隨著選舉權的擴大而使提名大會第一次變得重要了。通常的模式是黨的州中央委員會發出召開州代表大會的號召；由市鎮會議選舉代表出席縣代表大會，而縣的代表大會則選舉代表參加全州的大會；如果需要選舉州參議員或眾議員，那麼就另行選舉代表參加地區會議。無數次的代表大會給每個人都提供了一個講壇；大會的進程在本地報紙上報導，而且往往重新印成小冊子供黨作宣傳之用。當塔培基的一批國民共和黨人於一八三○年召開州代表大會提名他們崇拜的偶像亨利·克萊為總統候選人時，他們用了自此之後家喻戶曉的一段話來描述代表大會的優點：
“由於它直接來自人民，它懷有並且也表達了人民的真實感情。就其性質和結構而言，它是深得人心的，由於其活動光明磊落，既不搞陰謀又沒有腐敗的核心會議操縱，也沒有任何其它動機，而只有人民本身自發的推動力，因而它贏得人們的尊敬和信心。”代表大會不僅把黨的力量集中在特定的候選人身上，從而加強了獲勝的機會；而且還激起人們的熱情，使他們樂意為黨所作的選擇進行工作。一名支持反共濟會黨的人描述一八三一年該黨召開的紐約州代表大會時寫道，“這次大會真偉大。門廳、走廊，所有地方都擠滿了人。我對於反共濟會活動感到自豪。不知道是由於什麼估計不到的原則，使得那些誠實樸素的農民在隆冬季節從州的最遙遠地區趕來出席大會。”代表大會的思想證明在各縣和各州都十分有效，已為全國性政黨所採納。在一八三二年的選舉中“所有提出總統候選人的大黨都首次召開全國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