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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提名總統候選人的全國代表大會把全國各地的代表和候選人聚集在一起，他們認為這樣的大會便於他們就綱領和政策以及領袖人選達成協議。有些來自遙遠的州的選民認為，比起國會那種官氣十足的場合，這樣的大會以及黨組織的日常工作可以提供便於討價還價的機會。因此政黨變成美國生活中最有影響的全國性力量之一。美國政治生活的分散狀況有助於打破教條，並有助於沖淡那段時期使得歐洲大陸各中央集權政府在政治上感到為難的一些特點。
甚至聯邦憲法的制定者為選舉合眾國總統而構思出來的總統選舉團也是為同一目標服務的。然而和憲法制定者的設想相反，選舉團井沒有真正考慮選舉總統，而是使候選人贏得一個個州的一批批選舉人票，並以此作為當選總統的唯一途徑。因此，在美國，連選舉作為整個國家唯一代表——全國領袖時，也要掂量一下以州為單位的人民的願望。全民直接選舉的最高級官員並不是總統，而是各個州的州長。這一事實使得政黨組織分外舉足輕重，甚至在十九世紀初就已變成國家的”聯繫組織“了。
布賴斯勳爵在十九世紀末說過：”在美國，巨大的動力是政黨。美國政府不及歐洲的政府重要，而其政黨則相反；它們的原則越少，它們對這些原則的興趣便越淡薄，而它們的組織卻越臻於完善。“在聯邦憲法通過半個世紀以後，這種傾向已經十分清楚了。正如美國生活的其它很多方面——宗教、教育和新的基層社會的形成——那樣，意識形態被組織取代了。由於需要在一些幾乎是不言自明的共同目標上團結起來，思想和目的的尖銳差別被掩蓋了。只要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種種問題仍有妥協的可能性，政黨就是達成妥協的重要場所。當情況不再是這樣時，國家本身就會處於瓦解的邊緣；而政黨也和國家一樣，不得不推倒重建了。
中譯本後記 趙一凡
丹尼爾·市爾斯廷博士的《美國人》三部曲終於同中國讀者見面了，這是一套內容新穎·幅度廣闊·可讀性較強的文化思想史著作，在現代美國學術史上很有代表性，可以作為了解和研究美國歷史與文明發展的重要參考書之一。
我在哈佛大學義理研究院攻讀美岡文化思想史時，曾經讀過這套書，並且在導師指導下將此書同其它同類合作作過比較評析，大致得出過如下兩方面的意見，現整理概述出來，謹供讀者參鑒。
一·關於美國文化上及思想史的研究發展。
所謂”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設想，是在本世紀初由美國哲學家A·O·洛夫喬爾·史學家J·H·羅賓遜等人提出並加以們導的。前者強調以精密細緻的哲學方法，去分析把握思想後動·信仰體系與時代精神的形成與發展經過，後者則要求打破傳統史學的狹隘定義，發展一種能夠綜合解釋歷人事件與思想運動的”新史學“。
到了三十年代，有關思想史和新史學的號召合力促進了”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學術運動。原因是，一批思想激進的左翼學者登上學術舞台，改變了史學教研隊伍的結構與傾向，造成了全國性的跨學科交叉研究趨勢，並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研究“系科，吸引人批史學家·文學教授·社會學與政治學專家相互交流合作，從而促成首批現代美國思想史的誕生。其中如查爾斯·比爾德《美國文明的興起》（1927—1942），V·L·帕靈頓《美國思想主潮》（1927—1930），以及默里·柯蒂的名著《美國思想的成長》（1943）。
應當說，上述首批思想史著作大多傾向激進，篇帳浩大，立論統一而帶有簡單化與粗糙的經濟決定論色彩，作為左翼學術運動的產物，比爾德·帕靈頓等人的貢獻是提供了宏觀而簡明的美國經濟發展與政治衝突線索，並且嘗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解釋美國文明的特證。他們做得過於匆忙草卒，以致於後來的學者挑出許多毛病，懷疑這種多卷本大工程是否值得做下去。
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五十年代的”美國研究“運動進一步深入發展，把以往重視 ”思想主潮“和政治經濟活動的勢頭，逐漸轉向更加具體細緻·而又綜合包容的”文化思想史“或”文化研究“上來。這便產生廠新一代美國文化思想史的大師及其代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派瑞·米勒《新英格蘭意識》，R·霍夫斯塔特《改革時代》，H·N·史密斯《處女地》，以及亨利·梅《美國天真時代的結束》。
上述著作基本上是特定命題的斷代思想史，有著專門性強，主題鮮明，解剖深入，氛圍豐厚的特點。與早朗的龐雜通史相比，它們顯示出難得的深厚學養與精密件質，而且帶有突出的個人風格與先進方法優勢。缺點確也比較明顯：雖然血肉豐滿，但很難涵蓋全局，也不可能在作者有生之年發展出系列性的成套史書。另外一個受時代影響的不利因素是，由於二戰之後美國地位的空前提高，導致一股盲目樂觀與頌揚本民族文化優越性或”特殊性“的潮流。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研究的進展，提出了緊迫的自我認識任務，另一方面也確實造成對美國文化的過分推崇與自我欣賞，在五十年代一些自由派學者的著作里，美國民主與自由傳統成為解釋一切的準則和中心命題，同時較多地強調了民族的同一性與思想文化方面的和諧進步。這些特徵在現在的文化思想上專家眼中也成為攻擊與修改的東西，他們指出矛盾差異的存在，鬥爭與衝突的現象，以及比較批判的必要性。
甚至聯邦憲法的制定者為選舉合眾國總統而構思出來的總統選舉團也是為同一目標服務的。然而和憲法制定者的設想相反，選舉團井沒有真正考慮選舉總統，而是使候選人贏得一個個州的一批批選舉人票，並以此作為當選總統的唯一途徑。因此，在美國，連選舉作為整個國家唯一代表——全國領袖時，也要掂量一下以州為單位的人民的願望。全民直接選舉的最高級官員並不是總統，而是各個州的州長。這一事實使得政黨組織分外舉足輕重，甚至在十九世紀初就已變成國家的”聯繫組織“了。
布賴斯勳爵在十九世紀末說過：”在美國，巨大的動力是政黨。美國政府不及歐洲的政府重要，而其政黨則相反；它們的原則越少，它們對這些原則的興趣便越淡薄，而它們的組織卻越臻於完善。“在聯邦憲法通過半個世紀以後，這種傾向已經十分清楚了。正如美國生活的其它很多方面——宗教、教育和新的基層社會的形成——那樣，意識形態被組織取代了。由於需要在一些幾乎是不言自明的共同目標上團結起來，思想和目的的尖銳差別被掩蓋了。只要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種種問題仍有妥協的可能性，政黨就是達成妥協的重要場所。當情況不再是這樣時，國家本身就會處於瓦解的邊緣；而政黨也和國家一樣，不得不推倒重建了。
中譯本後記 趙一凡
丹尼爾·市爾斯廷博士的《美國人》三部曲終於同中國讀者見面了，這是一套內容新穎·幅度廣闊·可讀性較強的文化思想史著作，在現代美國學術史上很有代表性，可以作為了解和研究美國歷史與文明發展的重要參考書之一。
我在哈佛大學義理研究院攻讀美岡文化思想史時，曾經讀過這套書，並且在導師指導下將此書同其它同類合作作過比較評析，大致得出過如下兩方面的意見，現整理概述出來，謹供讀者參鑒。
一·關於美國文化上及思想史的研究發展。
所謂”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設想，是在本世紀初由美國哲學家A·O·洛夫喬爾·史學家J·H·羅賓遜等人提出並加以們導的。前者強調以精密細緻的哲學方法，去分析把握思想後動·信仰體系與時代精神的形成與發展經過，後者則要求打破傳統史學的狹隘定義，發展一種能夠綜合解釋歷人事件與思想運動的”新史學“。
到了三十年代，有關思想史和新史學的號召合力促進了”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學術運動。原因是，一批思想激進的左翼學者登上學術舞台，改變了史學教研隊伍的結構與傾向，造成了全國性的跨學科交叉研究趨勢，並且建立了獨立的”美國研究“系科，吸引人批史學家·文學教授·社會學與政治學專家相互交流合作，從而促成首批現代美國思想史的誕生。其中如查爾斯·比爾德《美國文明的興起》（1927—1942），V·L·帕靈頓《美國思想主潮》（1927—1930），以及默里·柯蒂的名著《美國思想的成長》（1943）。
應當說，上述首批思想史著作大多傾向激進，篇帳浩大，立論統一而帶有簡單化與粗糙的經濟決定論色彩，作為左翼學術運動的產物，比爾德·帕靈頓等人的貢獻是提供了宏觀而簡明的美國經濟發展與政治衝突線索，並且嘗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解釋美國文明的特證。他們做得過於匆忙草卒，以致於後來的學者挑出許多毛病，懷疑這種多卷本大工程是否值得做下去。
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五十年代的”美國研究“運動進一步深入發展，把以往重視 ”思想主潮“和政治經濟活動的勢頭，逐漸轉向更加具體細緻·而又綜合包容的”文化思想史“或”文化研究“上來。這便產生廠新一代美國文化思想史的大師及其代表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派瑞·米勒《新英格蘭意識》，R·霍夫斯塔特《改革時代》，H·N·史密斯《處女地》，以及亨利·梅《美國天真時代的結束》。
上述著作基本上是特定命題的斷代思想史，有著專門性強，主題鮮明，解剖深入，氛圍豐厚的特點。與早朗的龐雜通史相比，它們顯示出難得的深厚學養與精密件質，而且帶有突出的個人風格與先進方法優勢。缺點確也比較明顯：雖然血肉豐滿，但很難涵蓋全局，也不可能在作者有生之年發展出系列性的成套史書。另外一個受時代影響的不利因素是，由於二戰之後美國地位的空前提高，導致一股盲目樂觀與頌揚本民族文化優越性或”特殊性“的潮流。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美國研究的進展，提出了緊迫的自我認識任務，另一方面也確實造成對美國文化的過分推崇與自我欣賞，在五十年代一些自由派學者的著作里，美國民主與自由傳統成為解釋一切的準則和中心命題，同時較多地強調了民族的同一性與思想文化方面的和諧進步。這些特徵在現在的文化思想上專家眼中也成為攻擊與修改的東西，他們指出矛盾差異的存在，鬥爭與衝突的現象，以及比較批判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