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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蘇台倒是沒有落淚，只緊緊摟著兒子楊國忠道：“你阿爹雖然不是于少保那樣的英雄，卻始終是個坦坦蕩蕩的男子。”
話音剛落，便有信使到來，說是奉翰林學士丘濬之命，來轉交楊塤遺物。
那是一柄木製的骨扇，手藝雖不及蔣蘇台，卻也頗精巧，獨具匠心，應該是楊塤在錦衣衛大獄中所制。扇首所題，正是于謙所作《和梅花百詠》：玉為肌骨雪為神，近看蘢蔥遠更真。
水底影浮天際月，樽前香逼酒闌人。
松篁晚節應同操，桃李春風謾逐塵。
馬上相逢情不盡，一支誰寄隴頭春。
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一時間，眾人再也難以自制，均淚雨紛下。
外一章 青史盡灰
皇帝並非不死之軀，亦有七情六慾。過去恍如一場夢境——宣宗在立他為太子時目光流露出來的慈愛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絕的教誨與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面；大漠凜冽的寒風，一望無際的衰糙；患難與共的袁彬和哈銘，閉城不納的明軍將領；于謙“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豪言壯語，南內冷宮的淒涼與寂寞……
豪華汩沒幾星霜，廢宅空遺古道旁。
鼠跡印塵盈故榻，燕巢經雨落空梁。
紫雲歌斷人千古，金谷花殘夢一場。
世事興衰總如此，啼鴉不必怨斜陽。
——于謙《嘆賈平章廢宅》
于謙遇害從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清算結束了，清算造成的影響卻還在繼續。于謙死後，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和內閣大學士高穀深覺有愧于于謙，三人一齊向明英宗朱祁鎮請求致仕。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明仁宗即位後，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明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高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侍講讀。正統十年（1445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機務。
明英宗朱祁鎮從胡地歸國時，千戶龔遂榮認為明景帝迎接太上皇的禮儀太薄，特意投書高穀，援引唐肅宗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高穀將投信藏在衣袖中，帶入朝中，拿給群臣看，稱：“武夫尚知禮，況儒臣乎！”但後來明景帝還是只用一轎二馬將兄長迎回了南內。
王、胡、高三人都是幾朝老臣，他們的主動致仕對明英宗觸動頗大。朱祁鎮復辟前，內閣有五名大學士，王文被殺，陳循被貶，蕭鎡、商輅都被削職為民，內閣只剩下高穀一人。所以朱祁鎮很快批准了王直和胡濙告老還鄉，但對高穀卻頗為留戀，極力挽留。只是高穀去意已決，朱祁鎮也無可奈何。
高穀離開朝廷後，閉門謝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顯然對朝政之事忌諱極深，朝廷的薄情寡恩，無疑已經令士人心寒。
王直在宣德、正統年間名氣頗大，卻因同鄉楊士奇的抑制，一直未能入閣。作為名望尊崇的資深老臣，始終未能入內閣為大學士，等於沒有抵達人臣之巔峰，王直心中是有怨氣的。但在奪門之變致仕後，他回到家鄉，與下人們一起種地栽樹，還感嘆道：“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
意思是感謝當年楊士奇的壓制，否則真的當了內閣大學士，還不一定能躲得過奪門之禍。足見奪門之變後的清算對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懼，且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散。這也是為什麼于謙之死在後世引起諸多討論的根本原因。
而于謙，在活著的時候便已經表現出對朝廷政治的畏縮與恐懼。政治的大背景與複雜的個人心理交織在一起，給其晚年生活塗上了一層灰暗冷漠的色彩。他在明景帝改立太子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現出來的優柔寡斷及沉默寡言，無一不充分表明這一點。
于謙之死，亦成為明英宗朱祁鎮心中一直不能解開的一個心結，雖然他礙於皇帝尊嚴口中不說，但一些事情卻能表明他其實對于謙的人品和功勞相當認同。于謙死後，陳汝言繼為兵部尚書，不到一年，便因事獲罪，結果抄家時抄出了贓款巨萬。朱祁鎮下令將這些贓款擺在大內廊廡之下，召集眾臣觀看，還感嘆道：“于謙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時候卻家貧如洗。陳汝言當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財富，貪的也太多了吧！”
同樣是兵部尚書，于謙掌權時間很長，卻是“家無餘物”，陳汝言掌權時間極短，反而“贓私藉甚”。朱祁鎮對殺于謙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見。
于謙死了以後，蒙古又開始屢屢騷擾明朝北方邊境，朱祁鎮憂心不已，經常長吁短嘆。恭順侯吳瑾有一天看見，趁機在旁進言道：“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
朱祁鎮聽了，默然無語。此時他內心深處，想必也是波瀾起伏，心意難平。皇帝並非不死之軀，亦有七情六慾。對於朱祁鎮而言，過去恍如一場夢境——
宣宗皇帝在立他為太子時目光流露出來的慈愛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絕的教誨與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面；大漠凜冽的寒風，一望無際的衰糙；患難與共的袁彬和哈銘，閉城不納的明軍將領；于謙“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豪言壯語，南內冷宮的淒涼與寂寞……
這一切的一切，只給朱祁鎮帶來更深重的危機感。而今雖然皇位在手，未來卻依舊是一片蒼茫。也許，擔心于謙幫助明景帝復辟，這才是明英宗要殺于謙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1]講得非常直率：“故竊以為肅愍公之死雖出於石亨，而主於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罪之禍，則通於天矣。”
“肅愍公”是于謙後來的諡號。程敏政認為，真正要殺于謙的其實是明英宗本人，而不是所謂的徐有貞、石亨等進讒構陷。正因為如此，後來誣陷于謙的徐有貞和石亨或敗或死，明英宗卻始終沒有給于謙平反。
除了于謙、王文之外，明景帝親信宦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等人也被殺，內閣大學士陳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書江淵被謫戍，內閣大學士蕭鎡、商輅被削職為民。
王文是明代第一位以二品入閣的大臣，他其實沒有做什麼遭明英宗銜恨的事，只是明景帝病重後，朝廷內外盛傳內閣大學士王文與宦官王誠等人勾結，謀召襄王世子立為太子，幾乎達到京城盡人皆知的地步。當時流言並未牽涉進兵部尚書于謙，但明英宗復辟後，謀立襄陽世子成為于謙的最主要罪狀，既然于謙必須要死，所以王文已難逃厄運。
內閣大學士陳循，字德遵，號芳洲，泰和人，楊士奇及吏部尚書王直同鄉。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進侍講，宣德中，遷侍講學士。正統元年（1436年）充經筵官，進翰林學士。正統九年（1444年）入閣，參與機務，遷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堡之變後，進戶部尚書仍兼學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進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後累遷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陳循曾建議徐有貞改名，奪門之變後，陳氏自以為曾經對徐有貞有恩，而徐氏是幫助英宗復辟的關鍵人物，在明英宗面前炙手可熱，若是能出面幫他斡旋，也許只被免職而已。但徐有貞見利忘義，根本沒有替陳循說一句好話。陳循因為是首輔，在明英宗之子朱見深被廢太子位時，他沒有據理力爭，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議，所以明英宗清算時將他罪加一等。除了被貶充軍到鐵嶺外，還受廷杖一百。
刑部尚書俞士悅，字士潮，長洲[2]人，與名匠蒯祥同鄉。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正統中歷官浙江參政，多次抗倭獲捷，遷大理卿。土木堡之變後，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師，守德勝、安定二門。事平，遷刑部尚書。他是守衛京師的有功之臣，與于謙私交極好，也因此逃不過清算。
關於俞士悅，還有個著名的笑話。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古代雅稱此官職為“大司馬”；俞士悅為刑部尚書，雅稱為“大司寇”。有一次，兵部和刑部的官員聚在一起聊天。刑部侍郎同兵部侍郎開玩笑說：“於公是大司馬，您不就成了少司驢了嗎？”兵部侍郎立即反唇相譏道：“俞公為大司寇，您就是少司賊了！”
工部尚書江淵，字時用，號定庵，別號竹溪退叟，重慶府江津縣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他的經歷也頗為傳奇。土木堡之變後，北京城內一片驚慌，當時還叫徐珵的徐有貞倡議南遷，結果被宦官金英趕出了大殿。徐有貞狼狽不堪出來時，在左掖門剛好碰到江淵進來，便問發生了什麼事。徐有貞道：“以我議南遷不合眾意。”於是江淵進入大殿後，“極陳固守之策”。他的投機正合形勢，立即獲得升遷，由侍講超擢為刑部右侍郎。瓦剌進攻北京時，江淵協助于謙等保衛了京師，後歷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太子太師、工部尚書等職。
話音剛落，便有信使到來，說是奉翰林學士丘濬之命，來轉交楊塤遺物。
那是一柄木製的骨扇，手藝雖不及蔣蘇台，卻也頗精巧，獨具匠心，應該是楊塤在錦衣衛大獄中所制。扇首所題，正是于謙所作《和梅花百詠》：玉為肌骨雪為神，近看蘢蔥遠更真。
水底影浮天際月，樽前香逼酒闌人。
松篁晚節應同操，桃李春風謾逐塵。
馬上相逢情不盡，一支誰寄隴頭春。
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一時間，眾人再也難以自制，均淚雨紛下。
外一章 青史盡灰
皇帝並非不死之軀，亦有七情六慾。過去恍如一場夢境——宣宗在立他為太子時目光流露出來的慈愛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絕的教誨與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面；大漠凜冽的寒風，一望無際的衰糙；患難與共的袁彬和哈銘，閉城不納的明軍將領；于謙“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豪言壯語，南內冷宮的淒涼與寂寞……
豪華汩沒幾星霜，廢宅空遺古道旁。
鼠跡印塵盈故榻，燕巢經雨落空梁。
紫雲歌斷人千古，金谷花殘夢一場。
世事興衰總如此，啼鴉不必怨斜陽。
——于謙《嘆賈平章廢宅》
于謙遇害從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孤立事件。清算結束了，清算造成的影響卻還在繼續。于謙死後，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和內閣大學士高穀深覺有愧于于謙，三人一齊向明英宗朱祁鎮請求致仕。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明仁宗即位後，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明英宗即位，開經筵，楊士奇薦高穀及苗衷、馬愉、曹鼐四人侍講讀。正統十年（1445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機務。
明英宗朱祁鎮從胡地歸國時，千戶龔遂榮認為明景帝迎接太上皇的禮儀太薄，特意投書高穀，援引唐肅宗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高穀將投信藏在衣袖中，帶入朝中，拿給群臣看，稱：“武夫尚知禮，況儒臣乎！”但後來明景帝還是只用一轎二馬將兄長迎回了南內。
王、胡、高三人都是幾朝老臣，他們的主動致仕對明英宗觸動頗大。朱祁鎮復辟前，內閣有五名大學士，王文被殺，陳循被貶，蕭鎡、商輅都被削職為民，內閣只剩下高穀一人。所以朱祁鎮很快批准了王直和胡濙告老還鄉，但對高穀卻頗為留戀，極力挽留。只是高穀去意已決，朱祁鎮也無可奈何。
高穀離開朝廷後，閉門謝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顯然對朝政之事忌諱極深，朝廷的薄情寡恩，無疑已經令士人心寒。
王直在宣德、正統年間名氣頗大，卻因同鄉楊士奇的抑制，一直未能入閣。作為名望尊崇的資深老臣，始終未能入內閣為大學士，等於沒有抵達人臣之巔峰，王直心中是有怨氣的。但在奪門之變致仕後，他回到家鄉，與下人們一起種地栽樹，還感嘆道：“曩者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
意思是感謝當年楊士奇的壓制，否則真的當了內閣大學士，還不一定能躲得過奪門之禍。足見奪門之變後的清算對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懼，且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散。這也是為什麼于謙之死在後世引起諸多討論的根本原因。
而于謙，在活著的時候便已經表現出對朝廷政治的畏縮與恐懼。政治的大背景與複雜的個人心理交織在一起，給其晚年生活塗上了一層灰暗冷漠的色彩。他在明景帝改立太子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現出來的優柔寡斷及沉默寡言，無一不充分表明這一點。
于謙之死，亦成為明英宗朱祁鎮心中一直不能解開的一個心結，雖然他礙於皇帝尊嚴口中不說，但一些事情卻能表明他其實對于謙的人品和功勞相當認同。于謙死後，陳汝言繼為兵部尚書，不到一年，便因事獲罪，結果抄家時抄出了贓款巨萬。朱祁鎮下令將這些贓款擺在大內廊廡之下，召集眾臣觀看，還感嘆道：“于謙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時候卻家貧如洗。陳汝言當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財富，貪的也太多了吧！”
同樣是兵部尚書，于謙掌權時間很長，卻是“家無餘物”，陳汝言掌權時間極短，反而“贓私藉甚”。朱祁鎮對殺于謙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見。
于謙死了以後，蒙古又開始屢屢騷擾明朝北方邊境，朱祁鎮憂心不已，經常長吁短嘆。恭順侯吳瑾有一天看見，趁機在旁進言道：“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
朱祁鎮聽了，默然無語。此時他內心深處，想必也是波瀾起伏，心意難平。皇帝並非不死之軀，亦有七情六慾。對於朱祁鎮而言，過去恍如一場夢境——
宣宗皇帝在立他為太子時目光流露出來的慈愛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絕的教誨與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橫飛的廝殺場面；大漠凜冽的寒風，一望無際的衰糙；患難與共的袁彬和哈銘，閉城不納的明軍將領；于謙“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豪言壯語，南內冷宮的淒涼與寂寞……
這一切的一切，只給朱祁鎮帶來更深重的危機感。而今雖然皇位在手，未來卻依舊是一片蒼茫。也許，擔心于謙幫助明景帝復辟，這才是明英宗要殺于謙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1]講得非常直率：“故竊以為肅愍公之死雖出於石亨，而主於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罪之禍，則通於天矣。”
“肅愍公”是于謙後來的諡號。程敏政認為，真正要殺于謙的其實是明英宗本人，而不是所謂的徐有貞、石亨等進讒構陷。正因為如此，後來誣陷于謙的徐有貞和石亨或敗或死，明英宗卻始終沒有給于謙平反。
除了于謙、王文之外，明景帝親信宦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等人也被殺，內閣大學士陳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書江淵被謫戍，內閣大學士蕭鎡、商輅被削職為民。
王文是明代第一位以二品入閣的大臣，他其實沒有做什麼遭明英宗銜恨的事，只是明景帝病重後，朝廷內外盛傳內閣大學士王文與宦官王誠等人勾結，謀召襄王世子立為太子，幾乎達到京城盡人皆知的地步。當時流言並未牽涉進兵部尚書于謙，但明英宗復辟後，謀立襄陽世子成為于謙的最主要罪狀，既然于謙必須要死，所以王文已難逃厄運。
內閣大學士陳循，字德遵，號芳洲，泰和人，楊士奇及吏部尚書王直同鄉。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進侍講，宣德中，遷侍講學士。正統元年（1436年）充經筵官，進翰林學士。正統九年（1444年）入閣，參與機務，遷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堡之變後，進戶部尚書仍兼學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進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後累遷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陳循曾建議徐有貞改名，奪門之變後，陳氏自以為曾經對徐有貞有恩，而徐氏是幫助英宗復辟的關鍵人物，在明英宗面前炙手可熱，若是能出面幫他斡旋，也許只被免職而已。但徐有貞見利忘義，根本沒有替陳循說一句好話。陳循因為是首輔，在明英宗之子朱見深被廢太子位時，他沒有據理力爭，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議，所以明英宗清算時將他罪加一等。除了被貶充軍到鐵嶺外，還受廷杖一百。
刑部尚書俞士悅，字士潮，長洲[2]人，與名匠蒯祥同鄉。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正統中歷官浙江參政，多次抗倭獲捷，遷大理卿。土木堡之變後，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師，守德勝、安定二門。事平，遷刑部尚書。他是守衛京師的有功之臣，與于謙私交極好，也因此逃不過清算。
關於俞士悅，還有個著名的笑話。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古代雅稱此官職為“大司馬”；俞士悅為刑部尚書，雅稱為“大司寇”。有一次，兵部和刑部的官員聚在一起聊天。刑部侍郎同兵部侍郎開玩笑說：“於公是大司馬，您不就成了少司驢了嗎？”兵部侍郎立即反唇相譏道：“俞公為大司寇，您就是少司賊了！”
工部尚書江淵，字時用，號定庵，別號竹溪退叟，重慶府江津縣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他的經歷也頗為傳奇。土木堡之變後，北京城內一片驚慌，當時還叫徐珵的徐有貞倡議南遷，結果被宦官金英趕出了大殿。徐有貞狼狽不堪出來時，在左掖門剛好碰到江淵進來，便問發生了什麼事。徐有貞道：“以我議南遷不合眾意。”於是江淵進入大殿後，“極陳固守之策”。他的投機正合形勢，立即獲得升遷，由侍講超擢為刑部右侍郎。瓦剌進攻北京時，江淵協助于謙等保衛了京師，後歷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太子太師、工部尚書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