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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任何時代的道德底線……
1939年的肖紅不忍心寫魯迅先生的死，她這樣寫：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
…魯迅先生以為自己好了，別人也以為魯迅先生好了。
準備冬天要慶祝魯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過了三個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終日喘著。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樣，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魯迅先生治喪委會成員中，出現了一個名字：毛澤東。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時至今日仍然家喻戶曉：“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在一段文字當中用了七個“最…”來形容和讚美魯迅精神。
追悼魯迅的儀式在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先生的的遺體覆蓋著“民族魂”三個大字。這是民眾獻上的。
請看巴金先生的《一點不忘卻的記憶》：
“朋友，你要我告訴你一些關於那個老人的最後的事…我從來沒有這樣被地感動過。靈堂中靜靜躺著那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裡來向著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把這一切全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卻還把頭伸進帷幔裡面來，紅著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眼吧，這是最後一次了。’
…我的眼睛是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著粗布短衫的勞動者，我看見了抱著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還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種各類的人。…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顆心從遠近的地方引到這裡來的…”
巴金先生的文章，寫於魯迅逝世的當月。
據我所知，現在的很多人讀此文都是淚流滿面。
靈堂中，葬禮上，有個身材高大的東北漢子“像一頭雄獅似的衝來衝去”，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在許多人心中激盪了幾十年，他的名字叫肖軍。
二十世紀的中國，魯迅的葬禮是最隆重、也最感人的葬禮之一。使人想到法國的雨果、薩特的葬禮。法國人對雨果的崇敬，遠遠超過那位“只不過擁有讓人死掉的聰明的拿破崙(羅素語)”。
魯迅先生活在今天。他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管他是學人文的還是學理工的。他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符號。他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導師。無論是走向他的人，還是背離他的人，甚至詆毀他的人，“解構”他的人，都在他的光照之下。
薩特被譽為二十世紀人類的良心。魯迅，至少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良心。
我記得幾年前德希達去世，法國總統席哈克盛讚德希達“不斷地質疑人類文明的進程”。
西方國家有質疑文明進程的傳統。
而魯迅，質疑著中國的幾千年文明。沒人像他這麼解剖國民性。
是作為思想家的魯迅，決定了作為文學家的魯迅。
魯迅式的質疑是開放式的，他歡迎一切對他本人的有價值的質疑。他肯定不是完人。思想本身就具有冒險的性質，思想之路乃是幽暗的林中路。惟知這種冒險性、這種幽暗難辨之路的能思者，才懂得精神完人是一句不得要領的空話。
個體之為個體，能思是第一要素。
運思有兩個運動方向，一是追求真理，二是看破謊言，看到形形色色的遮蔽。
在文學藝術的層面，思想具有“上手性”，拒絕“現成在手之物”。思想保持著它的原發地帶，因之保持著它的尊嚴。
以筆者粗淺的理解：藝術思想乃是生發著思想的一種能力，一種能涵蓋並切入所有生活場景、生活之急流的能力。
作家藝術家們，如果把藝術思想理解為某種思想，那就錯得太遠了。模式化的東西的層出不窮乃是勢所必然。
從嚴復譯《天演論》到現在，漢譯西方學術名著已有數千種，幾代學人殫精竭慮做著奠基性的工作，哲學，現象學存在論，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權力學，解釋學，心理學，詩學，神學，法學，精神分析學……幾乎包羅萬象。以魯迅卓然特立的生存姿態，如果他的生命延續到當代，他的思想進程不可能中斷。
魯迅有“雙重落差”：個人生活的落差，民族命運的落差。而一旦瞄準了落差就會導至無窮思索。魯迅幾十年為此憂心忡忡，苦行僧似地工作著，勇士般的戰鬥著，智者式的孤獨著痛苦著。當時的學者文人能理解他的人實在有限。糾纏他的人倒是一撥又一撥。糾纏者多妥協之輩中庸之徒，哪能理解魯迅式的毫不妥協?
魯迅要生氣的，正好給糾纏者以可乘之機。懂得魯迅的林語堂感慨說：魯迅先生傷心傷肝傷脾……
一再的短兵相接，幾同肉搏戰。
儘管是這樣，魯迅還是給我們留下極其豐富的精神遺產，全集二十卷，譯著與全集相等，二者相加近八百萬字。
1939年的肖紅不忍心寫魯迅先生的死，她這樣寫：
“這一次魯迅先生好了。
…魯迅先生以為自己好了，別人也以為魯迅先生好了。
準備冬天要慶祝魯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過了三個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病又發了，又是氣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終日喘著。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極點了。天將發白時，魯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樣，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魯迅先生治喪委會成員中，出現了一個名字：毛澤東。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時至今日仍然家喻戶曉：“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在一段文字當中用了七個“最…”來形容和讚美魯迅精神。
追悼魯迅的儀式在上海萬國殯儀館舉行。先生的的遺體覆蓋著“民族魂”三個大字。這是民眾獻上的。
請看巴金先生的《一點不忘卻的記憶》：
“朋友，你要我告訴你一些關於那個老人的最後的事…我從來沒有這樣被地感動過。靈堂中靜靜躺著那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裡來向著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把這一切全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卻還把頭伸進帷幔裡面來，紅著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眼吧，這是最後一次了。’
…我的眼睛是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著粗布短衫的勞動者，我看見了抱著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還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種各類的人。…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顆心從遠近的地方引到這裡來的…”
巴金先生的文章，寫於魯迅逝世的當月。
據我所知，現在的很多人讀此文都是淚流滿面。
靈堂中，葬禮上，有個身材高大的東北漢子“像一頭雄獅似的衝來衝去”，他撕心裂肺的哭喊在許多人心中激盪了幾十年，他的名字叫肖軍。
二十世紀的中國，魯迅的葬禮是最隆重、也最感人的葬禮之一。使人想到法國的雨果、薩特的葬禮。法國人對雨果的崇敬，遠遠超過那位“只不過擁有讓人死掉的聰明的拿破崙(羅素語)”。
魯迅先生活在今天。他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管他是學人文的還是學理工的。他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符號。他被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導師。無論是走向他的人，還是背離他的人，甚至詆毀他的人，“解構”他的人，都在他的光照之下。
薩特被譽為二十世紀人類的良心。魯迅，至少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良心。
我記得幾年前德希達去世，法國總統席哈克盛讚德希達“不斷地質疑人類文明的進程”。
西方國家有質疑文明進程的傳統。
而魯迅，質疑著中國的幾千年文明。沒人像他這麼解剖國民性。
是作為思想家的魯迅，決定了作為文學家的魯迅。
魯迅式的質疑是開放式的，他歡迎一切對他本人的有價值的質疑。他肯定不是完人。思想本身就具有冒險的性質，思想之路乃是幽暗的林中路。惟知這種冒險性、這種幽暗難辨之路的能思者，才懂得精神完人是一句不得要領的空話。
個體之為個體，能思是第一要素。
運思有兩個運動方向，一是追求真理，二是看破謊言，看到形形色色的遮蔽。
在文學藝術的層面，思想具有“上手性”，拒絕“現成在手之物”。思想保持著它的原發地帶，因之保持著它的尊嚴。
以筆者粗淺的理解：藝術思想乃是生發著思想的一種能力，一種能涵蓋並切入所有生活場景、生活之急流的能力。
作家藝術家們，如果把藝術思想理解為某種思想，那就錯得太遠了。模式化的東西的層出不窮乃是勢所必然。
從嚴復譯《天演論》到現在，漢譯西方學術名著已有數千種，幾代學人殫精竭慮做著奠基性的工作，哲學，現象學存在論，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權力學，解釋學，心理學，詩學，神學，法學，精神分析學……幾乎包羅萬象。以魯迅卓然特立的生存姿態，如果他的生命延續到當代，他的思想進程不可能中斷。
魯迅有“雙重落差”：個人生活的落差，民族命運的落差。而一旦瞄準了落差就會導至無窮思索。魯迅幾十年為此憂心忡忡，苦行僧似地工作著，勇士般的戰鬥著，智者式的孤獨著痛苦著。當時的學者文人能理解他的人實在有限。糾纏他的人倒是一撥又一撥。糾纏者多妥協之輩中庸之徒，哪能理解魯迅式的毫不妥協?
魯迅要生氣的，正好給糾纏者以可乘之機。懂得魯迅的林語堂感慨說：魯迅先生傷心傷肝傷脾……
一再的短兵相接，幾同肉搏戰。
儘管是這樣，魯迅還是給我們留下極其豐富的精神遺產，全集二十卷，譯著與全集相等，二者相加近八百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