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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叫至死不悟。
魯迅對中國人的各種類型的“忘卻”深惡痛絕。《為了忘卻的記念》，故意說反話，把“忘卻”拋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讀不懂，盯上了忘卻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懷。
忘卻也是弱者的特徵，弱者的生存術。試想：如果阿q不善於忘卻，樁樁屈辱銘心刻骨，他還能在未莊混下去活下去嗎?
所以魯迅先生，對阿q們，對孔乙己們，對“鴨子般伸長頸項”的可憐又可怕的看客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揭出病苦”，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並不這麼想。小說刺激了他們的神經。
當時有人在《現代評論》撰文說：“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裡蠢動…魯迅先生的醫學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這話是嘲諷的，卻也講出了魯迅特色。
寫《包法利夫人》的法國大作家福婁拜，同樣保持著外科醫生式的冷靜。
冷收縮反襯熱膨脹;
“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此系蘇軾名句。
冷與熱的辯證法，魯迅體驗最深。
契柯夫的特點，俄羅斯人總結為：淡淡的幽默。冷熱之間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經過曲折的探索之後找到的藝術噴發點。而讀過契柯夫的人都知道，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對俄羅斯抱著怎樣的火熱的感情。
魯迅很喜歡契柯夫。二人都學過醫。都棄醫從文。
《阿q正傳》自問世以後，數十年間一直處於激烈的爭論中。爭論的焦點是：阿q這個藝術形象，是否指向中國社會各階層?阿q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嗎?
許許多多的學者作家捲入了這曠日持久的大爭論。而爭論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態。這是小說的延續。一石激起千層浪。驚濤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說：“曠代文章數阿q。”
魯迅七
茅盾說：“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帶著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畫隱伏在中華民族骨髓里的不長進的性質，——阿q相。”
鄭振鐸說：“這個阿q，許多人都以為就是中國人的縮影。”
錢杏邨則批評魯迅：“不但沒有抓住時代，而且不曾追隨時代。”錢的文章發表於1928年，馬上有人撰文反駁：《阿q時代沒有死》。
魯迅自己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是一件難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1933年，魯迅在《再談保留》一文中又說：“十二年前，魯迅作了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暴露國民的弱點的。”
魯迅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
這“一時”是多久，魯迅沒有講。
幾千年形成的病根，幾十年難以去掉。歷史有不易察覺的慣性。
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讀《阿q正傳》深有感觸，他寫道：“可憐的阿q將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由此可見，國外也有阿q。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該好好地看看。
魯迅研究國民性由來已久，《吶喊》是一次集中噴發。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們長大後，“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遺憾地發現，阿q還在到處走，雖然他已經不戴氈帽，不唱“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怯懦、油滑、短視、中立;麻木、僥倖、忘卻、投機;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軟怕硬……學界商界演藝界的阿q，市井的阿q，農村的阿q，機關大樓里的阿q……
花樣翻新的精神勝利法，還在強勢推銷。“市場前景”難以測量。
二十年代前後，魯迅成為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於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樣式特別，吸引了大批追隨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學的課，以講師的身份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他花掉多年積蓄，賣掉紹興老屋，在北京八道灣買了房子，將母親、朱安和弟弟都接來同住。他回過一次紹興，閏土來看他，當初的英俊少年變得非常木訥，像個木偶人。魯迅為此寫下著名的《故鄉》，憂鬱的目光瞄準飽受欺壓的底層。
早年在南京下礦井，魯迅對“鬼一般工作著”的礦工們印象極深。
病態的社會，苦難深重的底層，此二者，牢牢地牽扯著魯迅的神經。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憫人的情懷，乃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傳統。
杜甫看。白居易看。蘇東坡看。陸游看……
魯迅對中國人的各種類型的“忘卻”深惡痛絕。《為了忘卻的記念》，故意說反話，把“忘卻”拋到前台。我以前也是讀不懂，盯上了忘卻二字，正中先生的下懷。
忘卻也是弱者的特徵，弱者的生存術。試想：如果阿q不善於忘卻，樁樁屈辱銘心刻骨，他還能在未莊混下去活下去嗎?
所以魯迅先生，對阿q們，對孔乙己們，對“鴨子般伸長頸項”的可憐又可怕的看客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揭出病苦”，是為了“引起療救的注意”。
可是很多人並不這麼想。小說刺激了他們的神經。
當時有人在《現代評論》撰文說：“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裡蠢動…魯迅先生的醫學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
這話是嘲諷的，卻也講出了魯迅特色。
寫《包法利夫人》的法國大作家福婁拜，同樣保持著外科醫生式的冷靜。
冷收縮反襯熱膨脹;
“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此系蘇軾名句。
冷與熱的辯證法，魯迅體驗最深。
契柯夫的特點，俄羅斯人總結為：淡淡的幽默。冷熱之間的淡淡的幽默，可能是契柯夫經過曲折的探索之後找到的藝術噴發點。而讀過契柯夫的人都知道，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對俄羅斯抱著怎樣的火熱的感情。
魯迅很喜歡契柯夫。二人都學過醫。都棄醫從文。
《阿q正傳》自問世以後，數十年間一直處於激烈的爭論中。爭論的焦點是：阿q這個藝術形象，是否指向中國社會各階層?阿q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嗎?
許許多多的學者作家捲入了這曠日持久的大爭論。而爭論本身，又折射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眼光和心態。這是小說的延續。一石激起千層浪。驚濤拍岸不停息……
郭沫若說：“曠代文章數阿q。”
魯迅七
茅盾說：“我們有時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帶著一些‘阿q相’…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畫隱伏在中華民族骨髓里的不長進的性質，——阿q相。”
鄭振鐸說：“這個阿q，許多人都以為就是中國人的縮影。”
錢杏邨則批評魯迅：“不但沒有抓住時代，而且不曾追隨時代。”錢的文章發表於1928年，馬上有人撰文反駁：《阿q時代沒有死》。
魯迅自己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是一件難事…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1933年，魯迅在《再談保留》一文中又說：“十二年前，魯迅作了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暴露國民的弱點的。”
魯迅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
這“一時”是多久，魯迅沒有講。
幾千年形成的病根，幾十年難以去掉。歷史有不易察覺的慣性。
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讀《阿q正傳》深有感觸，他寫道：“可憐的阿q將長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由此可見，國外也有阿q。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真該好好地看看。
魯迅研究國民性由來已久，《吶喊》是一次集中噴發。他要“救救孩子”，免得他們長大後，“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混。”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遺憾地發現，阿q還在到處走，雖然他已經不戴氈帽，不唱“我手執鋼鞭將你打!”。怯懦、油滑、短視、中立;麻木、僥倖、忘卻、投機;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欺軟怕硬……學界商界演藝界的阿q，市井的阿q，農村的阿q，機關大樓里的阿q……
花樣翻新的精神勝利法，還在強勢推銷。“市場前景”難以測量。
二十年代前後，魯迅成為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的心。”由於他的作品立意不凡，樣式特別，吸引了大批追隨者。他仍在教育部，兼了北京大學的課，以講師的身份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他花掉多年積蓄，賣掉紹興老屋，在北京八道灣買了房子，將母親、朱安和弟弟都接來同住。他回過一次紹興，閏土來看他，當初的英俊少年變得非常木訥，像個木偶人。魯迅為此寫下著名的《故鄉》，憂鬱的目光瞄準飽受欺壓的底層。
早年在南京下礦井，魯迅對“鬼一般工作著”的礦工們印象極深。
病態的社會，苦難深重的底層，此二者，牢牢地牽扯著魯迅的神經。
他一直在看，深入地看。
悲天憫人的情懷，乃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傳統。
杜甫看。白居易看。蘇東坡看。陸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