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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教。這章魚之頭。

  魯迅自己就是禮教的受害者。以及那位在紹興默默地陪著母親的無辜的朱安……

  六年過去了。魯迅鬱積著巨大的攻擊力。地火在運行,岩漿在奔突。

  這無聲的、近乎陰冷的六年,魯迅完成著自身的修煉,朝著更高更強更堅硬。

  同時他也攢著錢,準備在北京買房子,把母親和朱安都接過來。他抽菸,喝酒,吃甜點心。頭髮長,鬍子亂。總是穿相同的衣服和鞋子,卻不至於“捫虱而談”;或是撥出短刀去追趕蒼蠅。魏晉士人的佯狂,魯迅能一眼看到。

  鬱悶也包含了性苦悶。

  1918年春季的某一天,錢玄同突然來訪,帶來了一本《新青年》雜誌,請魯迅寫一點文章。魯迅並不興奮,他說了一段後來被專家作家無數次引用的話:“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魯迅話是這麼說,但還是同意給《新青年》寫稿。胡適、陳獨秀都是這個雜誌的編輯。

  這一年的五月,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問世。這是漫長的封建禮教史上的第一聲驚雷。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塊奠基石。現代小說自《狂人日記》始。

  小說用第一人稱,寫一個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小說的原型是魯迅的一個親戚,原本在山西做幕友,忽然覺得所有的人都要陷害他,於是倉皇逃到北京。他雖然住下了,但還是很恐慌,要逃跑,換了一個又一個房間。魯迅安頓他,勸慰他,卻苦於怎麼說都沒用。有一天這位親戚極為驚恐地朝魯迅喊:“今天就要被拉去砍頭了!”並顫抖著拿出了一封絕命書。魯迅認為他精神錯亂了,送他去池田醫院時,沿途的巡警又嚇得他面如土色。醫院裡治了一星期,無效。魯迅托人送他回了紹興。

  魯迅六

  這事發生在1916年。

  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醞釀了兩年之久。

  而小說中瀰漫的恐怖氛圍,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禮教。

  且看“狂人”的感覺世界: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兒。陳老五送飯進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樣。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仁義道德吃人,誰願意去看這樣的歷史呢?或者說,誰有能力如此去看呢?魯迅看了,而且看得仔細。粗看就滑過去了。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中說:“中國人因為向來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

  直面人生的魯迅先生,發現了瞞和騙。三個字,概括了多少事,多少醜陋的內心。有些人主動地瞞和騙,有些人被動地、不自覺地瞞和騙。

  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戰士魯迅,如此登場。

  《狂人日記》的主題,可以濃縮為四個字:禮教吃人。

  強者吃弱者,弱者又吃更弱者,於是吃人的筵席就排得很長了。清中葉的思想家戴震說:“後儒以理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理,是清代盛行的程朱理學,是“滅人慾存天理”的那個理。曹雪芹與戴震氣息相通,所以才寫出豪門大族的那麼多慘死。

  幾百年的理學,幾千年的仁義道德。封建統治者在舉起屠刀的同時,使用著各式各樣的軟刀子。

  魯迅既反抗屠刀,又辨認軟刀子。辨認的艱難在於:仁義道德貫穿了封建社會的教育體系。

  而仁義道德,在它的源頭上、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不是這樣的。歷代傑出的儒者、文人,亦在強力維護著這個源頭。即使封建統治階層,也從來不乏敢於為民請命的“中國的脊樑”。

  而魯迅在當時,必須亮出徹底反封建的戰鬥姿態。

  針對封建禮教的極端化、日常化,必須以另一個極端來揭示它。否則,禮教強大的遮蔽力量將抵消任何揭示的力量。

  思想的高速運行,顯現了穿透力。1907年,二十八歲的魯迅寫《文化偏至論》,向我們亮出了他的辯證思維。

  偏執有洞見。或者說:偏執的洞見。

  偏執也標示出五花八門的麵團形象,溫吞水似的喋喋不休。溫吞水照不出溫吞水。麵團希望永遠碰上麵團。

  讀《狂人日記》,並不令人愉快。

  《地洞》、《變形記》、《復活》、《死屋手記》、《局外人》、《鐵皮鼓》、《喧囂與騷動》……也不是叫人產生“閱讀快感”的。卡夫卡福克納加繆等人執意表現痛苦的荒誕,揭示種種異化,批判非人道,為西方文明的艱難進程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這也是所謂精英文化的組成部分,早就進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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