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掊物質：抑制物慾的惡性膨脹。
這幾乎等於說：兩個文明(物質與精神)要一起抓。
為什麼要抑制物慾?因為物慾橫流有害於個體的全面發展，有背於全社會的健康向上。“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
物慾顯然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幾股大力之一，但物慾橫流醉生夢死，既造成無數罪惡，又導至“生活世界”的種種遮蔽。物的豐富，決不等同於人的豐富性、日常生活的豐富性。
魯迅在日本，近距離審視歐美的物質文明，掉頭為自己的民族把脈，他得出的結論是：興國，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樹人，建人，作人，應該含有這層意思。周作人在抗戰期間作了漢奸，又另當別論。
任個人，排眾數，是致力於中國人的個性解放，瞄準並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眾的愚昧和麻木，是魯迅一生都深惡痛絕的。愛之深才痛之切，才責之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沙聚之邦，個體罕見。先知先覺先行者，必定遭到“眾數”的漠視、歧視、乃至敵視。耶穌、蘇格拉底、布魯諾的命運都證明了這嚴酷的現實。魯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為他的敵人活著的。這位悲天憫人、惡鬥舊勢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卻出此沉痛語，我們今天當能傾聽、掂量。
魯迅的“最痛苦的靈魂”，源於他感受和辨認黑暗的能力。
據他的朋友講，他常常對事不對人。這在一副麵團形象的國人中間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徹，所以才一針見血，才直截了當。慣於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們自然會不舒服。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產物，其集體潛意識盤根錯節，猶如深海的藻類。他們的感覺註定要滯留於表層，不會意識到魯迅的良苦用心。他們還跳起來，纏鬥魯迅，消耗著巨人的體力。
覺醒的個體，面對昏睡的庸眾……
魯迅發現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發現了超人、末人，易卜生發現了真理常在少數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時期，真理確實在少數人手中。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足跡遍及歐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義，又洞察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在《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非常準確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孫中山是先行者，魯迅是先覺者。孫中山致力於社會革命，魯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國的國民性。
二十世紀初的魯迅，發出了這樣的聲音：“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精神戰士披掛上陣了。
這樣的戰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魯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寫道：“他一走上戰陣，就顯露了一個偉大文化戰士和啟蒙思想家的最寶貴的品德：獻身的赤誠，戰鬥的激情，清醒的現實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戰士的勇猛和堅定。”
魯迅二十幾歲就幾乎成為魯迅，令人不無驚訝。當時的日本東京，聚集著來自中國的各路豪傑。革命的，改良的，復古的，保皇的，主張暗殺的……分成若干派系，競相發出聲音。中國面臨著列強瓜分的危險，知識分子受到前所未見的刺激。既要排滿、反封建，又要反列強，各種各樣的救國論雜然紛呈。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醫學救國，黃金黑鐵救國，堅船利炮救國……而魯迅的救國思想，當發端於南京讀《天演論》的時期。進化這個詞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靈魂風暴。不進則退，不進則亡。但是社會的進步，在他看來是要取決於個體的壯大。救國，首先要救人。
魯迅讀進化論，讀來讀去，讀出個體二字。這使他獲得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幾十年受用不盡。這個基礎，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學的創造性區域，韌性戰鬥的戰場。
也使他孤獨、痛苦。
發現了個體，也就發現了沙粒、沙聚之邦。魯迅是研討沙粒、沙化的專家。而他改造國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儘管他裝備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達思考的傑出的漢語藝術。他吶喊，投槍匕首並用，卻如同置身於無物之陣。
民族的劣根性，發現它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何況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這工程的浩大與艱難，恐怕沒人能夠測量。
魯迅十幾歲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頓，生存的落差喚起緊張的思索。而歷代傑出文人，幾乎都有類似經歷。在南京的水師學堂他常吃辣椒御嚴寒，渡重洋到東京去求學，他又嘗到了初戀的澀果，這些身體層面的“失敗”，反而催生魯迅的精神成長。也許，這裡顯現了“自卑與超越”的生存環節。“風雨如磐黯故園…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二十一歲寫下的詩，表明他正在完成著自己的超越。時代風雲也影響他。但魯迅之為魯迅，單憑說一句“時代影響”卻是不夠的。時代影響千萬人，魯迅卻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魯迅為什麼能看見個體?因為他很早就“活向”個體。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破落戶的子弟”能思索。所謂破落戶子弟，一般顯現為兩種“生存情態”：遊手好閒混吃騙喝;發憤圖強勇于思索。魯迅當然屬於後者。家學淵源，母性呵護，嚴謹的三味書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斷了魯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
這幾乎等於說：兩個文明(物質與精神)要一起抓。
為什麼要抑制物慾?因為物慾橫流有害於個體的全面發展，有背於全社會的健康向上。“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
物慾顯然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幾股大力之一，但物慾橫流醉生夢死，既造成無數罪惡，又導至“生活世界”的種種遮蔽。物的豐富，決不等同於人的豐富性、日常生活的豐富性。
魯迅在日本，近距離審視歐美的物質文明，掉頭為自己的民族把脈，他得出的結論是：興國，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樹人，建人，作人，應該含有這層意思。周作人在抗戰期間作了漢奸，又另當別論。
任個人，排眾數，是致力於中國人的個性解放，瞄準並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眾的愚昧和麻木，是魯迅一生都深惡痛絕的。愛之深才痛之切，才責之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沙聚之邦，個體罕見。先知先覺先行者，必定遭到“眾數”的漠視、歧視、乃至敵視。耶穌、蘇格拉底、布魯諾的命運都證明了這嚴酷的現實。魯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為他的敵人活著的。這位悲天憫人、惡鬥舊勢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卻出此沉痛語，我們今天當能傾聽、掂量。
魯迅的“最痛苦的靈魂”，源於他感受和辨認黑暗的能力。
據他的朋友講，他常常對事不對人。這在一副麵團形象的國人中間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徹，所以才一針見血，才直截了當。慣於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們自然會不舒服。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產物，其集體潛意識盤根錯節，猶如深海的藻類。他們的感覺註定要滯留於表層，不會意識到魯迅的良苦用心。他們還跳起來，纏鬥魯迅，消耗著巨人的體力。
覺醒的個體，面對昏睡的庸眾……
魯迅發現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發現了超人、末人，易卜生發現了真理常在少數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時期，真理確實在少數人手中。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足跡遍及歐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義，又洞察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在《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中非常準確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孫中山是先行者，魯迅是先覺者。孫中山致力於社會革命，魯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國的國民性。
二十世紀初的魯迅，發出了這樣的聲音：“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精神戰士披掛上陣了。
這樣的戰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魯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寫道：“他一走上戰陣，就顯露了一個偉大文化戰士和啟蒙思想家的最寶貴的品德：獻身的赤誠，戰鬥的激情，清醒的現實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戰士的勇猛和堅定。”
魯迅二十幾歲就幾乎成為魯迅，令人不無驚訝。當時的日本東京，聚集著來自中國的各路豪傑。革命的，改良的，復古的，保皇的，主張暗殺的……分成若干派系，競相發出聲音。中國面臨著列強瓜分的危險，知識分子受到前所未見的刺激。既要排滿、反封建，又要反列強，各種各樣的救國論雜然紛呈。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醫學救國，黃金黑鐵救國，堅船利炮救國……而魯迅的救國思想，當發端於南京讀《天演論》的時期。進化這個詞一再刺激他，掀起他的靈魂風暴。不進則退，不進則亡。但是社會的進步，在他看來是要取決於個體的壯大。救國，首先要救人。
魯迅讀進化論，讀來讀去，讀出個體二字。這使他獲得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幾十年受用不盡。這個基礎，為他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文學的創造性區域，韌性戰鬥的戰場。
也使他孤獨、痛苦。
發現了個體，也就發現了沙粒、沙聚之邦。魯迅是研討沙粒、沙化的專家。而他改造國民精神的荒漠化，常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儘管他裝備精良：有卓越的思考能力，有表達思考的傑出的漢語藝術。他吶喊，投槍匕首並用，卻如同置身於無物之陣。
民族的劣根性，發現它已經非常的不容易了，何況要去改造它。“沙聚之邦轉為人國”，這工程的浩大與艱難，恐怕沒人能夠測量。
魯迅十幾歲家道中落，由小康跌入困頓，生存的落差喚起緊張的思索。而歷代傑出文人，幾乎都有類似經歷。在南京的水師學堂他常吃辣椒御嚴寒，渡重洋到東京去求學，他又嘗到了初戀的澀果，這些身體層面的“失敗”，反而催生魯迅的精神成長。也許，這裡顯現了“自卑與超越”的生存環節。“風雨如磐黯故園…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二十一歲寫下的詩，表明他正在完成著自己的超越。時代風雲也影響他。但魯迅之為魯迅，單憑說一句“時代影響”卻是不夠的。時代影響千萬人，魯迅卻具有清晰的唯一性。
魯迅為什麼能看見個體?因為他很早就“活向”個體。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破落戶的子弟”能思索。所謂破落戶子弟，一般顯現為兩種“生存情態”：遊手好閒混吃騙喝;發憤圖強勇于思索。魯迅當然屬於後者。家學淵源，母性呵護，嚴謹的三味書屋，健全的童年生活，阻斷了魯迅滑向前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