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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歲前後，魯迅形成了個體修煉的態勢，步入個體的運行軌道。而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個體修煉與古代傑出文人的修身有同構的關係。
唯有這種個體，方能發現個體的對立面：庸眾和沙聚之邦。
魯迅贏得了思想的持續的噴發點，也“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顧城詩句：黑暗給他一雙黑色的眼睛，他卻用來尋找光明。
噴發力，也是針對黑暗的攻擊力。
理解魯迅，不妨聚焦於此。他的寫作和他的生存姿態。
把握魯迅的精神脈絡，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許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個體的特徵，思為第一要素。
對創造性的人物，必須以創造性的思維與之對接。
魯迅在東京弘文書院待了兩年多，然後去了仙台，學醫。嚴謹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後來成了他終生銘記的恩師。三十年代，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但魯迅的書房裡仍然掛著藤野的照片，仍與開書店的內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醫生須藤，這說明他確實對事不對人，待人行事，全憑自己的目光。日本軍國主義和具體的日本人，他是區別對待的。
魯迅四
魯迅對西方醫學有濃厚的興趣，各科成績均好。這也如同他對地質學、生物學的濃厚興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時看見物質與精神，看見二者的融合與二者的分界。現代西方大哲，不乏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領域的例子，像胡塞爾、羅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數學家;像弗洛伊德，從醫生轉向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宣稱全社會都是他的病人。魯迅不認同弗洛伊德，卻與弗氏有相似處：看社會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東京，魯迅和許壽裳經常討論：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這樣的討論和追問，當屬罕見。
而在當時的日本，由於1894年的中日海戰，由於稍後的日俄戰爭，好戰分子急劇增長，軍國主義氣焰囂張。魯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學視為“支那學生”。成績好反受奚落、受懷疑：一個支那人，怎麼可能在骨學、神經學、血管學、解剖學、細菌學的課程上都取得好成績呢?
有日本學生寫信給魯迅，開頭便說：你懺悔吧!
這等於說：你交待吧，你是怎麼作弊的?
魯迅毫無“懺悔”的跡象，班上的同學對他側目而視，有些人還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監獄旁的低級旅館，瘦弱之軀飽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亂飛。沒蚊帳。頓頓粗食。
有時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著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煉著。
這一天，學校放一部日俄戰爭的紀實影片，片中有個中國人，因做了俄國的奸細而被日軍處死。圍觀的中國同胞一個個身強體壯卻神情麻木，他們在看熱鬧，看殺頭，鴨子般伸長頸項，死魚般的眼睛轉動著某種興奮。魯迅大吃一驚。日本學生在歡呼，打著尖厲的口哨。
體格強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人……
魯迅對此印象深刻，源於他對國民性的持續的追問。思想導至感覺。感覺引發更多的感覺，又反證思想。
他做出了瞬間決斷：棄醫從文。
醫學是不能深入靈魂的。行屍走肉滿街躥，“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藥》、《示眾》、《阿q正傳》，對國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繪。麻木是個大詞，它衍生多種形態，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瞞與騙、吃人與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勝利法”……
優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魯迅，是深入國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說，他是歷史性地考察人性。
魯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見高度的麻木，猶如堅實的個體才能夠洞察一盤散沙似的群體。
葉聖陶說：“在同時代的人中間，魯迅先生的確比別人敏感。有許多事，別人才有一點兒朦朧的感覺，他已經想到了，並且想得比別人深。”
魯迅先知先覺，就“思想的實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屬一體。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驅。
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於是他走得遠。他走得遠，於是他孤獨。
他考察人性，拷問靈魂，從不放過他自己。他欣賞陀斯妥耶夫斯基對靈魂的拷問、窮追不捨。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他反禮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諸己”、“吾日三省吾身”卻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學者乾脆稱做恥感文化。恥感與基督教的“原罪”之說有相通處。儒學作為有生命力的、開放的文化系統，使浸潤於此種文化中的人，並不難於理解陀氏對人性的刨根問底。
中國封建社會，愈到晚期愈呈封閉狀態，乃是權力運行的極端化所致。極端化意味著：唯有這種極端化方能維持日趨腐敗的權力系統的運行。中國的政體落後於西方多矣，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卻能夠眺望其他語種的文化。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並不依附於封建社會。文化的本質性力量能洞穿社會形態。這一點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傳統文化有她的恆定價值。
唯有這種個體，方能發現個體的對立面：庸眾和沙聚之邦。
魯迅贏得了思想的持續的噴發點，也“贏得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像顧城詩句：黑暗給他一雙黑色的眼睛，他卻用來尋找光明。
噴發力，也是針對黑暗的攻擊力。
理解魯迅，不妨聚焦於此。他的寫作和他的生存姿態。
把握魯迅的精神脈絡，乃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也許只能思到中途，但只要有思，就是好的。個體的特徵，思為第一要素。
對創造性的人物，必須以創造性的思維與之對接。
魯迅在東京弘文書院待了兩年多，然後去了仙台，學醫。嚴謹而又慈祥的藤野先生，後來成了他終生銘記的恩師。三十年代，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但魯迅的書房裡仍然掛著藤野的照片，仍與開書店的內山完造交厚，信任日本醫生須藤，這說明他確實對事不對人，待人行事，全憑自己的目光。日本軍國主義和具體的日本人，他是區別對待的。
魯迅四
魯迅對西方醫學有濃厚的興趣，各科成績均好。這也如同他對地質學、生物學的濃厚興趣。他一直是文理兼修，能同時看見物質與精神，看見二者的融合與二者的分界。現代西方大哲，不乏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領域的例子，像胡塞爾、羅素，原本都是出色的數學家;像弗洛伊德，從醫生轉向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宣稱全社會都是他的病人。魯迅不認同弗洛伊德，卻與弗氏有相似處：看社會上的各色人等都有病，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
在東京，魯迅和許壽裳經常討論：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這樣的討論和追問，當屬罕見。
而在當時的日本，由於1894年的中日海戰，由於稍後的日俄戰爭，好戰分子急劇增長，軍國主義氣焰囂張。魯迅被仙台的日本同學視為“支那學生”。成績好反受奚落、受懷疑：一個支那人，怎麼可能在骨學、神經學、血管學、解剖學、細菌學的課程上都取得好成績呢?
有日本學生寫信給魯迅，開頭便說：你懺悔吧!
這等於說：你交待吧，你是怎麼作弊的?
魯迅毫無“懺悔”的跡象，班上的同學對他側目而視，有些人還故意惹他。
他住在一所監獄旁的低級旅館，瘦弱之軀飽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也是蚊子亂飛。沒蚊帳。頓頓粗食。
有時整夜拍蚊子，拍得一手血……
身心受著煎熬。真金在烈火中煉著。
這一天，學校放一部日俄戰爭的紀實影片，片中有個中國人，因做了俄國的奸細而被日軍處死。圍觀的中國同胞一個個身強體壯卻神情麻木，他們在看熱鬧，看殺頭，鴨子般伸長頸項，死魚般的眼睛轉動著某種興奮。魯迅大吃一驚。日本學生在歡呼，打著尖厲的口哨。
體格強壯而神情麻木的中國人……
魯迅對此印象深刻，源於他對國民性的持續的追問。思想導至感覺。感覺引發更多的感覺，又反證思想。
他做出了瞬間決斷：棄醫從文。
醫學是不能深入靈魂的。行屍走肉滿街躥，“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藥》、《示眾》、《阿q正傳》，對國民的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繪。麻木是個大詞，它衍生多種形態，包括自欺欺人，包括沾沾自喜，包括瞞與騙、吃人與被吃，包括著名的“精神勝利法”……
優秀作家的一切努力，都是深入人性。在魯迅，是深入國民性、民族的劣根性。或者說，他是歷史性地考察人性。
魯迅是敏感的。高度敏感的人方能看見高度的麻木，猶如堅實的個體才能夠洞察一盤散沙似的群體。
葉聖陶說：“在同時代的人中間，魯迅先生的確比別人敏感。有許多事，別人才有一點兒朦朧的感覺，他已經想到了，並且想得比別人深。”
魯迅先知先覺，就“思想的實事”而言，他又是先行者。“三先”共屬一體。他是思想革命的先驅。
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想得深，於是他走得遠。他走得遠，於是他孤獨。
他考察人性，拷問靈魂，從不放過他自己。他欣賞陀斯妥耶夫斯基對靈魂的拷問、窮追不捨。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他反禮教，反孔夫子。而“反求諸己”、“吾日三省吾身”卻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儒家文化，有學者乾脆稱做恥感文化。恥感與基督教的“原罪”之說有相通處。儒學作為有生命力的、開放的文化系統，使浸潤於此種文化中的人，並不難於理解陀氏對人性的刨根問底。
中國封建社會，愈到晚期愈呈封閉狀態，乃是權力運行的極端化所致。極端化意味著：唯有這種極端化方能維持日趨腐敗的權力系統的運行。中國的政體落後於西方多矣，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卻能夠眺望其他語種的文化。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並不依附於封建社會。文化的本質性力量能洞穿社會形態。這一點在今天大致能看清了，傳統文化有她的恆定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