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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帆聽完就跟說這話的人急了，別的同學拉開，說至於嗎，逗著玩兒的。
楊帆說，以後少拿這事兒開玩笑。
後來知情者講明緣由，眾人才明白，買了東西去看望楊樹林，還說楊帆要是缺錢就說話，別見外。
楊芳知道楊樹林病了，從國外趕回來。十五年前，當楊芳還是護士的時候，一個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為自己就要見馬克思了，但是在中國醫院的全力治療和中國護士的悉心照顧下，不久後康復了，肺活量比以前還大。
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來兩面錦旗，一面誇獎中國大夫醫術高明，送給醫院，一面稱讚中國護士業務精通，訓練有素，溫柔體貼，知書達理，漂亮賢惠，送給楊芳，並掏出一千塊人民幣錢塞到楊芳手裡，對她把自己的命又撿回來予以重謝，當時該病人所在病房歸楊芳負責，自打實行計劃生育後，生孩子的人少了，醫院便將婦產科的一些護士分到其他科室，楊芳被調去內科。
楊芳收下了錦旗，婉拒了人民幣。
加拿大病人說，看來我低估了中國護士，還應該在錦旗上加上一條：秉公執法，公正廉潔。
楊芳說，這是我應該做的，當初白求恩也是這麼對待中國人民的。
老外說，中加人民友誼萬歲，可是白求恩是誰。
從此以後，加拿大病人沒事兒就故意得點兒小病，來讓楊芳照顧，順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國文化。
楊芳開始還納悶：按說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國家，怎麼人口體質比中國還差，動不動就病，一病就住院。
兩人接觸時間長了，楊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圖，覺得他人還不錯，摒棄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糟粕，吸收了社會主義的精華，便說，住院費也挺貴的，你在中國也報不了銷，以後找我不用住院了，在醫院門口接我下班就行了。
兩年後，楊芳變成了加拿大的兒媳婦，跟他回了加拿大，進了一所醫學院學習，畢業後變成大夫，就職於加拿大某醫院。
楊芳告訴楊帆，換腎是這種病最好的治療方法，目前全世界都這樣，即使術後排斥，也比不換效果好。
楊芳的一句話，給楊帆吃了定心丸。
他看見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證上印著主任醫師。
楊芳帶回來的不僅有先進的醫務知識，還有楊樹林的前妻，薛彩雲。
她們是在加拿大的醫院碰見的。薛彩雲來看病，掛的號正好是楊芳的。
薛彩雲說，果然是你，我覺得楊芳這個名字熟悉就掛了。
楊芳不知道叫薛彩雲什麼好。
薛彩雲說，就叫我cloudy吧。
楊芳知道，這是雲彩的意思。
薛彩雲看病、交費、化驗、拿藥都是一個人干，楊芳問為什麼沒人陪著，薛彩雲說，我目前單身。
楊芳問，他呢。
薛彩雲說，分了。
楊芳抑制住好奇心，沒問為什麼。
薛彩雲主動說，不是同一階層的兩個人，還是生活不到一塊。
看完病，離開醫院前，薛彩雲說，這已經不是你第一次給我看病了。然後留了一張紙條，寫了電話，說，他們爺倆兒要是有事兒需要幫忙，儘管找我。
這回楊樹林病了，楊芳回國前告訴了薛彩雲，薛彩雲說，替我也訂張機票，咱倆一起回去。
薛彩雲的出現，讓楊樹林大吃一驚。
沈老師看出薛彩雲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楊帆也跟著退出來，又被沈老師推回去：你在裡面坐會兒吧。
楊帆又不情願地回去。說了些無關痛癢的話，薛彩雲和楊樹林沒什麼話說了，又問了楊帆的情況，楊帆有問必答，不問沒話。
薛彩雲的臉上始終沒有表情，不知道是悲傷、還是無奈。
這個曾經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後，在病房裡相聚了。氣氛憋悶。
薛彩雲在這裡坐著很難受，從包里拿出一摞錢，說，看病用吧，昨天剛換的人民幣。
楊樹林看了看那些錢，比自己這輩子攢的錢還多，心想：怪不得那麼多人想出國，看來國外還是有發展。
楊樹林說，還是你留著吧，我們在這邊還有醫保和社保，你們那邊可能沒有吧，得個病鬧個災的不好辦，你又是一個人。
薛彩雲說，雖然那邊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但在這方面做得還挺人性的，錢你留著用吧，這些年你照顧楊帆挺辛苦的，我也沒盡什麼責任，覺得挺對不住的。
楊樹林說，你不要內疚，我沒覺得自己吃什麼虧，這些年我一直挺幸福的。
薛彩雲說，幸福就好，我走了，你好好治病，會好的。說完沒拿桌上的錢，推門而出。
楊樹林讓楊帆把錢給人家，楊帆拿起錢去追薛彩雲。
過了一會兒楊帆拿著錢回來了，說，她沒要，哭著跑了。
楊樹林說，那咱們也不能用，把錢存起來，下次見面的時候給她，讓她享受一下中國銀行的利息。
楊帆見到越來越多的成功病例，很多得了這個病的人術後三個月便同正常人一樣，楊帆覺得楊樹林可以接受手術了，這時候，錢也湊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尋找腎源，醫院的腎源很緊張，楊樹林前面還排了好幾個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輪到楊樹林。
此時楊樹林的情況已經很糟糕，每天都在身體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個禮拜的透析費用就兩千多塊，還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大夫說，別光指著醫院，自己也想想辦法。
楊芳和薛彩雲都回了加拿大去尋找腎源。
那邊人口少，病人也少，有愛心的人還多，捐腎的人也多，不那麼供不應求。
一天天過去了，什麼時候才能有合適的腎還遙遙無期，看著楊樹林得不到治癒，楊帆也很痛苦。
一天，楊帆在車站等車準備去醫院的時候突然做出一個決定，把自己的腎給楊樹林用。
這麼做，不僅為了消除楊樹林的痛苦，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痛苦。
做出這個決定後，楊帆豁然開朗。
在去醫院的路上，楊帆眼前浮現出很多畫面：小學開學第一天，楊樹林騎著自行車把自己放在大樑上去報到；自己帶著楊樹林車的陀螺去學校贏得同學們的羨慕；楊樹林替自己開家長會，挨老師批評；中考的時候，楊樹林趴在桌上給自己寫鼓勵的信；上大學的時候，楊樹林騎自行車給自己送肉牛、和自己比舉啞鈴，一幅幅畫面，過電影似的在楊帆眼前一一閃現。
楊帆覺得，自己這麼做是應該的，必須的。他責備自己為什麼沒早點兒這樣想。
楊帆沒有立即把這個決定告訴楊樹林，而是先跟沈老師說了，沈老師聽完沒有表態，而是說，你還得問問其他人。
沈老師說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陳燕和楊樹林。
問大夫，是從可行性的角度考慮。
問陳燕，沈老師知道楊帆和陳燕的關係，這件事情不得不考慮陳燕的態度。
問楊樹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兒子的腎。
大夫說，如果楊帆能捐腎，那再好不過了，活體腎優於屍體腎，親屬腎優於非親屬腎，而且從健康角度考慮，一側腎摘除後，另一側腎仍能擔負身體所必須的全部生理功能，只要以後減少體力勞動，加強鍛鍊身體，依然能保證身體健康。
陳燕知道楊帆的決定後，絲毫沒有阻攔，她認為楊帆的決定是正確的。
這些年，陳燕對自己父親的死一直耿耿於懷，她爸爸是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喪失的，沒有合適的血源，失血過多，沒搶救過來，陳燕至今後悔自己那時候還小，給爸爸獻不了血。現在，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楊帆身上，除了支持他，陳燕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楊樹林沒有答應，理由是：你還年輕。
楊帆說，所以我的身體允許我幹這件事情。
楊樹林說，我的痛苦自己承擔，不用你分擔。
楊帆說，你好不了我會更難受，這種痛苦比少一個腎以後要面臨的痛苦更痛苦。
楊樹林說，可是你這樣我會很痛苦。
楊帆說，那就讓你痛苦吧。
楊樹林說，你為我不用這麼奉獻。
楊帆說，這根本不是奉獻，我這麼做其實很自私，完全是為了我自己，為了我還能有一個父親。
楊樹林說，如果是你的腎，這個手術我不做了。
楊帆說，你不做我也捐，到時候掏出來你不用就浪費了。
楊樹林說，浪費了我也不用。
楊帆說，行，到時候咱們就走著瞧。
在這件事情上，父子二人無法心平氣和地達成共識。
楊帆是必須捐獻，楊樹林是堅決不用，兩人的態度都毋庸置疑，沒有半點兒商量的餘地。
沈老師從中調節，給楊樹林做工作，說大家都盼望他早點兒好起來，早換一天腎，不僅他少痛苦一天，所有人也都少擔一天的心，特別是楊帆。
楊帆說，以後少拿這事兒開玩笑。
後來知情者講明緣由，眾人才明白，買了東西去看望楊樹林，還說楊帆要是缺錢就說話，別見外。
楊芳知道楊樹林病了，從國外趕回來。十五年前，當楊芳還是護士的時候，一個加拿大人肺病住院，以為自己就要見馬克思了，但是在中國醫院的全力治療和中國護士的悉心照顧下，不久後康復了，肺活量比以前還大。
加拿大病人心存感激，送來兩面錦旗，一面誇獎中國大夫醫術高明，送給醫院，一面稱讚中國護士業務精通，訓練有素，溫柔體貼，知書達理，漂亮賢惠，送給楊芳，並掏出一千塊人民幣錢塞到楊芳手裡，對她把自己的命又撿回來予以重謝，當時該病人所在病房歸楊芳負責，自打實行計劃生育後，生孩子的人少了，醫院便將婦產科的一些護士分到其他科室，楊芳被調去內科。
楊芳收下了錦旗，婉拒了人民幣。
加拿大病人說，看來我低估了中國護士，還應該在錦旗上加上一條：秉公執法，公正廉潔。
楊芳說，這是我應該做的，當初白求恩也是這麼對待中國人民的。
老外說，中加人民友誼萬歲，可是白求恩是誰。
從此以後，加拿大病人沒事兒就故意得點兒小病，來讓楊芳照顧，順便找她普及一下中國文化。
楊芳開始還納悶：按說加拿大也是第二世界國家，怎麼人口體質比中國還差，動不動就病，一病就住院。
兩人接觸時間長了，楊芳了解到加拿大人的真正意圖，覺得他人還不錯，摒棄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糟粕，吸收了社會主義的精華，便說，住院費也挺貴的，你在中國也報不了銷，以後找我不用住院了，在醫院門口接我下班就行了。
兩年後，楊芳變成了加拿大的兒媳婦，跟他回了加拿大，進了一所醫學院學習，畢業後變成大夫，就職於加拿大某醫院。
楊芳告訴楊帆，換腎是這種病最好的治療方法，目前全世界都這樣，即使術後排斥，也比不換效果好。
楊芳的一句話，給楊帆吃了定心丸。
他看見自己的姑姑的工作證上印著主任醫師。
楊芳帶回來的不僅有先進的醫務知識，還有楊樹林的前妻，薛彩雲。
她們是在加拿大的醫院碰見的。薛彩雲來看病，掛的號正好是楊芳的。
薛彩雲說，果然是你，我覺得楊芳這個名字熟悉就掛了。
楊芳不知道叫薛彩雲什麼好。
薛彩雲說，就叫我cloudy吧。
楊芳知道，這是雲彩的意思。
薛彩雲看病、交費、化驗、拿藥都是一個人干，楊芳問為什麼沒人陪著，薛彩雲說，我目前單身。
楊芳問，他呢。
薛彩雲說，分了。
楊芳抑制住好奇心，沒問為什麼。
薛彩雲主動說，不是同一階層的兩個人，還是生活不到一塊。
看完病，離開醫院前，薛彩雲說，這已經不是你第一次給我看病了。然後留了一張紙條，寫了電話，說，他們爺倆兒要是有事兒需要幫忙，儘管找我。
這回楊樹林病了，楊芳回國前告訴了薛彩雲，薛彩雲說，替我也訂張機票，咱倆一起回去。
薛彩雲的出現，讓楊樹林大吃一驚。
沈老師看出薛彩雲的身份，悄悄退出病房，楊帆也跟著退出來，又被沈老師推回去：你在裡面坐會兒吧。
楊帆又不情願地回去。說了些無關痛癢的話，薛彩雲和楊樹林沒什麼話說了，又問了楊帆的情況，楊帆有問必答，不問沒話。
薛彩雲的臉上始終沒有表情，不知道是悲傷、還是無奈。
這個曾經的三口之家，二十多年後，在病房裡相聚了。氣氛憋悶。
薛彩雲在這裡坐著很難受，從包里拿出一摞錢，說，看病用吧，昨天剛換的人民幣。
楊樹林看了看那些錢，比自己這輩子攢的錢還多，心想：怪不得那麼多人想出國，看來國外還是有發展。
楊樹林說，還是你留著吧，我們在這邊還有醫保和社保，你們那邊可能沒有吧，得個病鬧個災的不好辦，你又是一個人。
薛彩雲說，雖然那邊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但在這方面做得還挺人性的，錢你留著用吧，這些年你照顧楊帆挺辛苦的，我也沒盡什麼責任，覺得挺對不住的。
楊樹林說，你不要內疚，我沒覺得自己吃什麼虧，這些年我一直挺幸福的。
薛彩雲說，幸福就好，我走了，你好好治病，會好的。說完沒拿桌上的錢，推門而出。
楊樹林讓楊帆把錢給人家，楊帆拿起錢去追薛彩雲。
過了一會兒楊帆拿著錢回來了，說，她沒要，哭著跑了。
楊樹林說，那咱們也不能用，把錢存起來，下次見面的時候給她，讓她享受一下中國銀行的利息。
楊帆見到越來越多的成功病例，很多得了這個病的人術後三個月便同正常人一樣，楊帆覺得楊樹林可以接受手術了，這時候，錢也湊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尋找腎源，醫院的腎源很緊張，楊樹林前面還排了好幾個人也在等，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輪到楊樹林。
此時楊樹林的情況已經很糟糕，每天都在身體缺水的痛苦中煎熬，每個禮拜的透析費用就兩千多塊，還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大夫說，別光指著醫院，自己也想想辦法。
楊芳和薛彩雲都回了加拿大去尋找腎源。
那邊人口少，病人也少，有愛心的人還多，捐腎的人也多，不那麼供不應求。
一天天過去了，什麼時候才能有合適的腎還遙遙無期，看著楊樹林得不到治癒，楊帆也很痛苦。
一天，楊帆在車站等車準備去醫院的時候突然做出一個決定，把自己的腎給楊樹林用。
這麼做，不僅為了消除楊樹林的痛苦，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痛苦。
做出這個決定後，楊帆豁然開朗。
在去醫院的路上，楊帆眼前浮現出很多畫面：小學開學第一天，楊樹林騎著自行車把自己放在大樑上去報到；自己帶著楊樹林車的陀螺去學校贏得同學們的羨慕；楊樹林替自己開家長會，挨老師批評；中考的時候，楊樹林趴在桌上給自己寫鼓勵的信；上大學的時候，楊樹林騎自行車給自己送肉牛、和自己比舉啞鈴，一幅幅畫面，過電影似的在楊帆眼前一一閃現。
楊帆覺得，自己這麼做是應該的，必須的。他責備自己為什麼沒早點兒這樣想。
楊帆沒有立即把這個決定告訴楊樹林，而是先跟沈老師說了，沈老師聽完沒有表態，而是說，你還得問問其他人。
沈老師說的其他人，指的是大夫、陳燕和楊樹林。
問大夫，是從可行性的角度考慮。
問陳燕，沈老師知道楊帆和陳燕的關係，這件事情不得不考慮陳燕的態度。
問楊樹林，他是否接受自己兒子的腎。
大夫說，如果楊帆能捐腎，那再好不過了，活體腎優於屍體腎，親屬腎優於非親屬腎，而且從健康角度考慮，一側腎摘除後，另一側腎仍能擔負身體所必須的全部生理功能，只要以後減少體力勞動，加強鍛鍊身體，依然能保證身體健康。
陳燕知道楊帆的決定後，絲毫沒有阻攔，她認為楊帆的決定是正確的。
這些年，陳燕對自己父親的死一直耿耿於懷，她爸爸是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喪失的，沒有合適的血源，失血過多，沒搶救過來，陳燕至今後悔自己那時候還小，給爸爸獻不了血。現在，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楊帆身上，除了支持他，陳燕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楊樹林沒有答應，理由是：你還年輕。
楊帆說，所以我的身體允許我幹這件事情。
楊樹林說，我的痛苦自己承擔，不用你分擔。
楊帆說，你好不了我會更難受，這種痛苦比少一個腎以後要面臨的痛苦更痛苦。
楊樹林說，可是你這樣我會很痛苦。
楊帆說，那就讓你痛苦吧。
楊樹林說，你為我不用這麼奉獻。
楊帆說，這根本不是奉獻，我這麼做其實很自私，完全是為了我自己，為了我還能有一個父親。
楊樹林說，如果是你的腎，這個手術我不做了。
楊帆說，你不做我也捐，到時候掏出來你不用就浪費了。
楊樹林說，浪費了我也不用。
楊帆說，行，到時候咱們就走著瞧。
在這件事情上，父子二人無法心平氣和地達成共識。
楊帆是必須捐獻，楊樹林是堅決不用，兩人的態度都毋庸置疑，沒有半點兒商量的餘地。
沈老師從中調節，給楊樹林做工作，說大家都盼望他早點兒好起來，早換一天腎，不僅他少痛苦一天，所有人也都少擔一天的心，特別是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