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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的勞倫斯.哈里森等專家們認為，有時候文化比制度更重要。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寫得很生動，“現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唯一的區別，不過是自由派5點鐘去聽彌撒，而保守派是8點鐘去。”要是新銳階層與保守階層同質化，那麼任何進步都會變得很費勁，我不喜歡這個前景。
有時我想，如果把紐約整個兒地搬到北京，富豪階級的快樂值就會大大增加;而如果把峇里島搬到塘沽，准中產階級的同學們大概就會認為這個世界完美無缺了。這大概說明了金錢多寡使人們大異其趣。我倒是喜歡把九寨溝搬到什剎海的主意，不過他們可能覺得不夠勁兒。
我覺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識是，混到較高階層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夠保持活潑的趣味和獨立的自我，就會更好些。北京的東方廣場裡有個商店，售賣的琉璃鏈墜中有一塊名字叫“不會為你改變我的樣子”，我覺得有過青春的人都該想想這個句子，是不是什麼時候再混帳一下，對外面的功利潮流說上一次。
@範式獨裁
我遇到過不少有神化自然的傾向的人，也遇到過不少有神化法國的傾向的。要是你提到協和廣場啊，安東尼奧尼啊，他們的汗毛立刻就豎起來。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碰見幾位足球俱樂部經理，正跟一位法國足球教練吃飯，說到巴黎，經理們說英文，讀作“帕瑞斯”，法國教練就用法語糾正說：“巴--里!”經理們恍然大悟，統統迷醉而優美地跟讀起來：巴--里!
要是你能聽見他們發出的那種童聲就好了。那聲音是那麼的稚氣、乾淨，從西裝革履、自命成功的中年男人嘴巴里迸出來，真是神才能創造的奇蹟。
還有一個奇蹟與照片有關。以前我看過一個外國記者拍的新聞照片，上面有個男孩，用一雙絕望的眼睛瞅著鏡頭，患有嚴重的腦積水，腦袋像籃球那麼大。那天他突然出現在王府井地鐵出口處，被媽媽抱在懷裡，瞅著我。那刺激的確非常劇烈。過去看有關人類苦難的照片，我總是覺得那些圖景離自己很遠，不是在剛果金，就是在盧安達。可是突然間，遙遠的圖景實體化了，就在眼前。
那幾天我一直忘不掉這畫面。回憶自己看到的各種悲劇，看過的憂愁的電影，讀過的絕望的書，領會過的悲憫的哲學，漸漸就不知道自己在琢磨什麼了。
後來跟一個朋友說起這事兒，她很冷靜地問，你給錢了嗎?我說給了10塊。她說，那你上當了，抱這小孩兒的肯定不是他媽，是別人，靠他賺錢呢。
要是米蘭-昆德拉來寫這個事兒，他差不多就會寫：那個未能從悲劇帶來的震驚中恢復過來的男人的大腦突然空洞，氣霧化了。要是在日本漫畫裡，我的耳朵旁就會出現一顆橘子大的汗珠。
這種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多年以前我特別相信梵-高在給提奧的最後一封信中的一句話：人生就是痛苦。我覺得這是最強勁的真理。我始終相信這話，直到某次在電視裡看到，它從一個貪污犯的嘴巴里說出來。梵-高一下子就滑稽化了。
有一首挺有名的歌，叫《月亮背面》。去年我採訪一位女戲劇製作人如何擺脫了慘痛私生活帶來的心理陰影，寫完了稿子在標題上卡了殼，於是就叫：某某從月亮背面歸來。我當時發了痴癲，還覺得不賴呢。過了一會兒才琢磨過味兒來，挺厲害呀，寫篇新聞還弄出個ET來。我不禁捫心自問，你丫怎麼不寫從月餅背面歸來呢?
這類跟範式有關的東西太多了，它們不是不好，問題在於排除了更多的可能性。什麼法國範式啊、正義範式啊、藝術家範式啊等等，如果能忘掉它們，倒是件好事。因此我特別不愛去那些寒酸得很有風格的酒吧。
@夢幻啟發
夢幻啟蒙
在大學裡，有一次我們正在等待上新聞寫作課，有個胖大的男人闖進了教室。這人穿著大花短褲，趿拉著拖鞋，像個垮掉的中年，晃晃悠悠的，開口就想驅趕我們，“新聞這玩意是個人就能寫，你們還學什麼呀?”稍後我們獲知，這位狂徒正是新聞寫作課老師本人。這事兒發生的年代非常古老，那時貶損自己的事業是種風度，宣講常識就能博得喝彩，而報紙上的新聞全像機器人做出的餅乾一樣乾乾巴巴。幸運的是，如此有趣的老師並不多見，否則我就真的可能淪為一個徹底的二流子了。
正如這位老師的預言，大學新聞課對我們全無益處。花了整整4年，我終於記住了兩個人的名字：普利茲和赫斯特。走出校門時，我琢磨著，這是我能用來阻止別人說我是豬的唯一理由。
除了當時的新聞教育有點兒冒傻氣之外，我覺得使自己倒胃口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聞報導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個挺古板的事業。對於上述兩位美國新聞大亨，很長時間裡我並不很感冒。讓我大感興趣的倒是赫斯特的女兒，她曾被綁匪劫持，最初痛苦不堪，卻在某一天突然轉變為暴徒，跟他們一起去搶劫銀行。要是你知道這世上有什麼樣的力量能讓蘋果變成驢子，你就能解釋這則趣聞了。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記者在年輕時的趣味就在於此，我們需要某種狂野的魅力，而不是會議報導。我們領受的新聞啟蒙是夢幻式的，若非《光榮與夢想》，就是法拉奇——不僅沒有呆板，甚至連平淡都沒有。童年時期我們讀的《丁丁歷險記》就更甭提了，作為一名在小便池裡都能找到獨家新聞的記者，丁丁比起007來不遑多讓，連他的那條雪納瑞犬都比《南方周末》更有力量。
相比之下，現實中的記者生活實在難以讓人滿意。有時你確實會看到歡樂，可是另外一些時候你看到的卻是生活像泥沼，上帝又很壞。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種事我們見得多了。我們懷著希望，願人有赤子之心，讓晚風吹拂處，他人也能愜意。可是我們的失望總是與希望一樣多，這多少會令人茫然。
與上述夢幻般的新聞教育相比，著名導演英格瑪.伯格曼講述的故事就要樸素多了。他說他的夢想就是古代的一個傳說，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師、磨房主、騎士、小販，三教九流都不約而同地聚集過來，花很久的時間重建了更為輝煌的教堂，建完他們就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伯格曼說，他的夢想就是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共建人類文明的大教堂。
我覺得對於野心勃勃的新聞人來說，這是個挺有趣的故事。其實真是如此，一個饅頭吃不出胖子來，營造文明大廈所需要的忍受勞役艱辛的記者，必不只是某一個或某幾個，也必不只在某一處。
即便談及如此莊嚴的話題，我也要說，對記者們來說，人生最嚴肅的事情並不是如何發表新聞，而是哈哈一笑。新聞這玩意的確是個人就能寫，可是如何考證我國的這些手持記者證的兩足動物到底是不是人呢?這個問題總是讓我忍俊不止。
@無水之城
無水之城
------李海鵬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9日 09:15
住在北京可以讓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既不安又自得的心靈搖擺。看看街道兩旁那些龐大的灰色現代主義建築，你會覺得掌握著審美權的叔叔們還沉浸在我們小時候欽敬的那種美學中，彼時我們吃過了糖果，要求媽媽再給讀一遍《小靈通漫遊未來》。另一方面，時髦一些的建築師們扮演了另一端的鐘擺，說服人們接受更自然一點兒的趣味。根據這後一種風尚，房地產開發商們大力推銷各種“水邊居”，倒是相當切合官方在奧運規劃中描述的“人在水邊走，船在水中行”的願景。
有時我想，如果把紐約整個兒地搬到北京，富豪階級的快樂值就會大大增加;而如果把峇里島搬到塘沽，准中產階級的同學們大概就會認為這個世界完美無缺了。這大概說明了金錢多寡使人們大異其趣。我倒是喜歡把九寨溝搬到什剎海的主意，不過他們可能覺得不夠勁兒。
我覺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識是，混到較高階層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夠保持活潑的趣味和獨立的自我，就會更好些。北京的東方廣場裡有個商店，售賣的琉璃鏈墜中有一塊名字叫“不會為你改變我的樣子”，我覺得有過青春的人都該想想這個句子，是不是什麼時候再混帳一下，對外面的功利潮流說上一次。
@範式獨裁
我遇到過不少有神化自然的傾向的人，也遇到過不少有神化法國的傾向的。要是你提到協和廣場啊，安東尼奧尼啊，他們的汗毛立刻就豎起來。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碰見幾位足球俱樂部經理，正跟一位法國足球教練吃飯，說到巴黎，經理們說英文，讀作“帕瑞斯”，法國教練就用法語糾正說：“巴--里!”經理們恍然大悟，統統迷醉而優美地跟讀起來：巴--里!
要是你能聽見他們發出的那種童聲就好了。那聲音是那麼的稚氣、乾淨，從西裝革履、自命成功的中年男人嘴巴里迸出來，真是神才能創造的奇蹟。
還有一個奇蹟與照片有關。以前我看過一個外國記者拍的新聞照片，上面有個男孩，用一雙絕望的眼睛瞅著鏡頭，患有嚴重的腦積水，腦袋像籃球那麼大。那天他突然出現在王府井地鐵出口處，被媽媽抱在懷裡，瞅著我。那刺激的確非常劇烈。過去看有關人類苦難的照片，我總是覺得那些圖景離自己很遠，不是在剛果金，就是在盧安達。可是突然間，遙遠的圖景實體化了，就在眼前。
那幾天我一直忘不掉這畫面。回憶自己看到的各種悲劇，看過的憂愁的電影，讀過的絕望的書，領會過的悲憫的哲學，漸漸就不知道自己在琢磨什麼了。
後來跟一個朋友說起這事兒，她很冷靜地問，你給錢了嗎?我說給了10塊。她說，那你上當了，抱這小孩兒的肯定不是他媽，是別人，靠他賺錢呢。
要是米蘭-昆德拉來寫這個事兒，他差不多就會寫：那個未能從悲劇帶來的震驚中恢復過來的男人的大腦突然空洞，氣霧化了。要是在日本漫畫裡，我的耳朵旁就會出現一顆橘子大的汗珠。
這種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多年以前我特別相信梵-高在給提奧的最後一封信中的一句話：人生就是痛苦。我覺得這是最強勁的真理。我始終相信這話，直到某次在電視裡看到，它從一個貪污犯的嘴巴里說出來。梵-高一下子就滑稽化了。
有一首挺有名的歌，叫《月亮背面》。去年我採訪一位女戲劇製作人如何擺脫了慘痛私生活帶來的心理陰影，寫完了稿子在標題上卡了殼，於是就叫：某某從月亮背面歸來。我當時發了痴癲，還覺得不賴呢。過了一會兒才琢磨過味兒來，挺厲害呀，寫篇新聞還弄出個ET來。我不禁捫心自問，你丫怎麼不寫從月餅背面歸來呢?
這類跟範式有關的東西太多了，它們不是不好，問題在於排除了更多的可能性。什麼法國範式啊、正義範式啊、藝術家範式啊等等，如果能忘掉它們，倒是件好事。因此我特別不愛去那些寒酸得很有風格的酒吧。
@夢幻啟發
夢幻啟蒙
在大學裡，有一次我們正在等待上新聞寫作課，有個胖大的男人闖進了教室。這人穿著大花短褲，趿拉著拖鞋，像個垮掉的中年，晃晃悠悠的，開口就想驅趕我們，“新聞這玩意是個人就能寫，你們還學什麼呀?”稍後我們獲知，這位狂徒正是新聞寫作課老師本人。這事兒發生的年代非常古老，那時貶損自己的事業是種風度，宣講常識就能博得喝彩，而報紙上的新聞全像機器人做出的餅乾一樣乾乾巴巴。幸運的是，如此有趣的老師並不多見，否則我就真的可能淪為一個徹底的二流子了。
正如這位老師的預言，大學新聞課對我們全無益處。花了整整4年，我終於記住了兩個人的名字：普利茲和赫斯特。走出校門時，我琢磨著，這是我能用來阻止別人說我是豬的唯一理由。
除了當時的新聞教育有點兒冒傻氣之外，我覺得使自己倒胃口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聞報導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個挺古板的事業。對於上述兩位美國新聞大亨，很長時間裡我並不很感冒。讓我大感興趣的倒是赫斯特的女兒，她曾被綁匪劫持，最初痛苦不堪，卻在某一天突然轉變為暴徒，跟他們一起去搶劫銀行。要是你知道這世上有什麼樣的力量能讓蘋果變成驢子，你就能解釋這則趣聞了。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記者在年輕時的趣味就在於此，我們需要某種狂野的魅力，而不是會議報導。我們領受的新聞啟蒙是夢幻式的，若非《光榮與夢想》，就是法拉奇——不僅沒有呆板，甚至連平淡都沒有。童年時期我們讀的《丁丁歷險記》就更甭提了，作為一名在小便池裡都能找到獨家新聞的記者，丁丁比起007來不遑多讓，連他的那條雪納瑞犬都比《南方周末》更有力量。
相比之下，現實中的記者生活實在難以讓人滿意。有時你確實會看到歡樂，可是另外一些時候你看到的卻是生活像泥沼，上帝又很壞。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種事我們見得多了。我們懷著希望，願人有赤子之心，讓晚風吹拂處，他人也能愜意。可是我們的失望總是與希望一樣多，這多少會令人茫然。
與上述夢幻般的新聞教育相比，著名導演英格瑪.伯格曼講述的故事就要樸素多了。他說他的夢想就是古代的一個傳說，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師、磨房主、騎士、小販，三教九流都不約而同地聚集過來，花很久的時間重建了更為輝煌的教堂，建完他們就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伯格曼說，他的夢想就是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共建人類文明的大教堂。
我覺得對於野心勃勃的新聞人來說，這是個挺有趣的故事。其實真是如此，一個饅頭吃不出胖子來，營造文明大廈所需要的忍受勞役艱辛的記者，必不只是某一個或某幾個，也必不只在某一處。
即便談及如此莊嚴的話題，我也要說，對記者們來說，人生最嚴肅的事情並不是如何發表新聞，而是哈哈一笑。新聞這玩意的確是個人就能寫，可是如何考證我國的這些手持記者證的兩足動物到底是不是人呢?這個問題總是讓我忍俊不止。
@無水之城
無水之城
------李海鵬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9日 09:15
住在北京可以讓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既不安又自得的心靈搖擺。看看街道兩旁那些龐大的灰色現代主義建築，你會覺得掌握著審美權的叔叔們還沉浸在我們小時候欽敬的那種美學中，彼時我們吃過了糖果，要求媽媽再給讀一遍《小靈通漫遊未來》。另一方面，時髦一些的建築師們扮演了另一端的鐘擺，說服人們接受更自然一點兒的趣味。根據這後一種風尚，房地產開發商們大力推銷各種“水邊居”，倒是相當切合官方在奧運規劃中描述的“人在水邊走，船在水中行”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