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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卻比她幸運得多，我們獲得了像蜂蜜一樣甜美的愛情。
親愛的萱，跟茨維塔耶娃不同，你確實是美麗的。你的美麗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詩歌來為你加冕。
上次來北京，你在枕頭上熟睡的時候，我在一旁端詳你，靜靜地端詳了一個小時，真箇是"看你千遍也不厭倦"。
那時，你睡著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夢究竟是怎樣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進被窩裡。你的細長的胳膊，像一隻江南水鄉的蓮藕。
那時，我想，時間就這樣停滯了該多好。我們再也不分開，我們擁抱著，將工作全都拋在一邊。
因為愛情，不妨也享受一下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懶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遠是快樂的時光。
每時每刻都在愛著你、吻著你的廷生
兩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兒，我一生的伴侶：
今天，是我離開學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個文學研究機構報到。
突然，他們通知我說，我報到的手續被凍結了，他們不再接收我了。那麼，我手上白紙黑字的協議與合同難道就不負責任地作廢了嗎？
在我離開北大的第一天，邪惡終於像瘋狗一樣撲過來啃我的腳後跟。它不敢正面撲過來，而只敢在我的身後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飛起一腳將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會與邪惡狹路相逢。
在北大的時候，儘管也有壓力，但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有像費振剛先生這樣愛護我的老師替我遮風擋雨，我倒也過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離開北大，離開這棵大樹，所有的風雨都將由我自己來直接面對。我預料到了，只是沒有想到它來得這樣快、這樣富於戲劇色彩。
沒有人跟我說明是什麼理由。他們只是含混地說，這是上面的命令，他們也沒有辦法。
於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謂"上面"，就是那個主管作家事務的龐大機構。我的行為有些林沖闖白虎堂的味道。不過，林沖是"誤闖"，我卻是有意地去闖。
我要像秋jú一樣去"討一個說法"。然而，狡猾的官僚們卻不給我一個說法，他們拿不出一個"手諭"來。於是，我們開始爭吵起來。
突然，從四面八方的辦公室里衝出一大群人來。他們一上來便辱罵我，有一個壯漢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裡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的描述。
他們為什麼如此痛恨我呢？
原來，我的主動上門，傷害了他們作為"准官僚"的自尊。他們心裡想，你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我們想怎麼對待你就怎麼對待你，你居然敢上門來"討說法"，你不是"反了"嗎？
他們看見我跟他們的上司爭吵，頓時感到掙表現的時候到來了，升遷的機會到來了。他們越是賣力地攻擊我，他們的上級就越是賞識他們的"忠心耿耿"。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則生活著。
據知情人士告訴我，我被這家巴金先生倡導成立的研究機構拒之於門外，是因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禍。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我認為：一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有思考、言論和寫作的自由。我的論文和文章都發表在國家公開出版的報刊雜誌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國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在法律的意義上，我毫不畏懼地對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字負責。
對於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為讀者（當然包括某些級別不等的官員在內），當然可以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作為作者，我也會虛心地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自然包括某些官員的批評意見）。當然，經過我的獨立思考之後，是否接受這些意見，同樣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對我寫作的立場和文章中具體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溝通和交流，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向我轉達。
進一步說，如果某些人士認定我的哪篇文章、哪個觀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有"政治傾向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公開場合指出和批判，然後使用法律的手段來處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沒有私下與我交換意見，也沒有公開宣布我的文字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卻採取了最等而下之的辦法--全然是幕後黑箱操作，通過打電話的方式層層傳遞命令，向我射來一隻餵的毒藥的暗器。他們企圖通過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工作權利的方法，來壓制不同聲音的出現。
然而，對知識分子"不給飯吃"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此處不給我飯吃，我自可在彼處獲得飯吃。只要我還有腦袋、還有手、還能夠寫作，我就不會被餓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強得多--假如他們沒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除了當官以外什麼事情也不會幹的傢伙，只有活活餓死。在今天的俄羅斯，不是有許多前蘇聯時代飛揚跋扈的"政工幹部"，因為無法適應變化的時代，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淪落為救濟金領取者嗎？
而我，除了寫作，還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礪的體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經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不像茨維塔耶娃所面對的那種絕境，留給她的只有死路一條。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托馬斯被當局剝奪了行醫的權利，雖然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那是蘇聯軍隊直接開進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托馬斯不可能不表達自己的抗議。
因為這種表達，托馬斯"自動"地下降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剛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里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里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幹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麼都乾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這樣的工作，托馬斯也受到了騷擾。國家內務部的秘密警察約他喝酒，誘騙他發表悔過的聲明，並許諾一旦悔過他將重新回到原來的醫院，發揮他的專長。
托馬斯拒絕了。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將再次向他施加壓力。然而，他的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就在那個風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談話之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診所辭了職。他估計，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有成千上萬噸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在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盪，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親愛的萱，跟茨維塔耶娃不同，你確實是美麗的。你的美麗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詩歌來為你加冕。
上次來北京，你在枕頭上熟睡的時候，我在一旁端詳你，靜靜地端詳了一個小時，真箇是"看你千遍也不厭倦"。
那時，你睡著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夢究竟是怎樣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進被窩裡。你的細長的胳膊，像一隻江南水鄉的蓮藕。
那時，我想，時間就這樣停滯了該多好。我們再也不分開，我們擁抱著，將工作全都拋在一邊。
因為愛情，不妨也享受一下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懶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遠是快樂的時光。
每時每刻都在愛著你、吻著你的廷生
兩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兒，我一生的伴侶：
今天，是我離開學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個文學研究機構報到。
突然，他們通知我說，我報到的手續被凍結了，他們不再接收我了。那麼，我手上白紙黑字的協議與合同難道就不負責任地作廢了嗎？
在我離開北大的第一天，邪惡終於像瘋狗一樣撲過來啃我的腳後跟。它不敢正面撲過來，而只敢在我的身後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飛起一腳將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會與邪惡狹路相逢。
在北大的時候，儘管也有壓力，但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有像費振剛先生這樣愛護我的老師替我遮風擋雨，我倒也過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離開北大，離開這棵大樹，所有的風雨都將由我自己來直接面對。我預料到了，只是沒有想到它來得這樣快、這樣富於戲劇色彩。
沒有人跟我說明是什麼理由。他們只是含混地說，這是上面的命令，他們也沒有辦法。
於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謂"上面"，就是那個主管作家事務的龐大機構。我的行為有些林沖闖白虎堂的味道。不過，林沖是"誤闖"，我卻是有意地去闖。
我要像秋jú一樣去"討一個說法"。然而，狡猾的官僚們卻不給我一個說法，他們拿不出一個"手諭"來。於是，我們開始爭吵起來。
突然，從四面八方的辦公室里衝出一大群人來。他們一上來便辱罵我，有一個壯漢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裡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的描述。
他們為什麼如此痛恨我呢？
原來，我的主動上門，傷害了他們作為"准官僚"的自尊。他們心裡想，你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我們想怎麼對待你就怎麼對待你，你居然敢上門來"討說法"，你不是"反了"嗎？
他們看見我跟他們的上司爭吵，頓時感到掙表現的時候到來了，升遷的機會到來了。他們越是賣力地攻擊我，他們的上級就越是賞識他們的"忠心耿耿"。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則生活著。
據知情人士告訴我，我被這家巴金先生倡導成立的研究機構拒之於門外，是因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禍。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我認為：一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有思考、言論和寫作的自由。我的論文和文章都發表在國家公開出版的報刊雜誌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國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在法律的意義上，我毫不畏懼地對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字負責。
對於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為讀者（當然包括某些級別不等的官員在內），當然可以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作為作者，我也會虛心地傾聽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自然包括某些官員的批評意見）。當然，經過我的獨立思考之後，是否接受這些意見，同樣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對我寫作的立場和文章中具體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溝通和交流，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向我轉達。
進一步說，如果某些人士認定我的哪篇文章、哪個觀點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甚至有"政治傾向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公開場合指出和批判，然後使用法律的手段來處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沒有私下與我交換意見，也沒有公開宣布我的文字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卻採取了最等而下之的辦法--全然是幕後黑箱操作，通過打電話的方式層層傳遞命令，向我射來一隻餵的毒藥的暗器。他們企圖通過剝奪我作為一個公民的工作權利的方法，來壓制不同聲音的出現。
然而，對知識分子"不給飯吃"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此處不給我飯吃，我自可在彼處獲得飯吃。只要我還有腦袋、還有手、還能夠寫作，我就不會被餓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強得多--假如他們沒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除了當官以外什麼事情也不會幹的傢伙，只有活活餓死。在今天的俄羅斯，不是有許多前蘇聯時代飛揚跋扈的"政工幹部"，因為無法適應變化的時代，又沒有一技之長，最後淪落為救濟金領取者嗎？
而我，除了寫作，還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礪的體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經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不像茨維塔耶娃所面對的那種絕境，留給她的只有死路一條。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主人公托馬斯被當局剝奪了行醫的權利，雖然他是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那是蘇聯軍隊直接開進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托馬斯不可能不表達自己的抗議。
因為這種表達，托馬斯"自動"地下降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剛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里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里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幹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麼都乾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這樣的工作，托馬斯也受到了騷擾。國家內務部的秘密警察約他喝酒，誘騙他發表悔過的聲明，並許諾一旦悔過他將重新回到原來的醫院，發揮他的專長。
托馬斯拒絕了。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將再次向他施加壓力。然而，他的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就在那個風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談話之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診所辭了職。他估計，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有成千上萬噸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在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盪，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