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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的是一批美國的年輕人。
而我，也要做這樣令人驚訝的人，我不憚於為數不多，因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氣與決心嗎？
爸爸媽媽看了你的書，一方面很欣賞，另一方面卻又很擔心。他們說，要是再來一次"反右"和"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你一定會有牢獄之災的。原來，他們希望我能夠找到一個學理工科的男朋友，這樣可能會"安全"一點。
可是，我對他們說："爺爺不也是學生物的嗎？他照樣沒有能夠逃過劫難。"我想，有的東西是我們必須去承擔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來分享你的榮譽，而是來與你相互攙扶著走過漫長的、沒有盡頭的坎坷之路。
這些天來，我正在讀捷克作家哈維爾寫的一本書--《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這本書直接印證了摩羅所提出的一個嚴峻的命題"巨人何以成為巨人"。
在中國，一旦發生變故，立刻便出現"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結果。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楊的妻子倪明華、李敖的妻子胡茵夢，都是在愛人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支持與安慰的時候，選擇了冷酷無情地背叛。
於是，郁達夫遠走天涯，葬身異邦；雖然熬過難關，走出牢獄，最終沐浴在解嚴以後的天空下，但他們精神上所受的傷害已經難以癒合了。這種傷害，直接影響到柏楊與李敖們的思想和創作，影響到他們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和判斷。
我認為，柏楊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錯誤，顯然都與當初心靈上受到的巨大創傷有關。
他們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仇恨是一種自我封閉和保護的顏色。
他們的行為里有太多的謀略，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謀略是一種遊戲在刀刃邊上的聰明。
然而，聰明絕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終的拯救。
與他們相比，哈維爾太幸運了。哈維爾的妻子奧爾嘉一直與丈夫一起無畏地面對邪惡。她沒有背棄他，相反，她給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維爾剛剛失去自由的時候，沒完沒了地向妻子提出請求和要求，不斷地交給她許多應完成的任務和須送給他的物品的清單，他不無一絲冷嘲地管它們叫"指示"。他為他們的郊外的農舍而感到擔憂，不僅因為它需要經常性的維修，而且房管部門似乎準備宣布將其沒收。他催促她考慮用他們的那套公寓房去換另外一套，去買些新家具，找個工作，學會開車。他埋怨她不經常寫信，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說她即使告訴他一些消息，也不夠具體，以至他無法知道她每天在幹些什麼。
在這些嘮嘮叨叨的背後，人們感覺到了哈維爾在突然被割斷與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聯繫後所感到的那種深刻的焦慮。這恰恰是偉人身上的渺小、偉人身上的真實。
除了哈維爾的律師之外，奧爾嘉是他與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的紐帶。他靠她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當他敦促她"多交際"時，他是在表達他內在的需要；通過她，繼續參與他那個團體生機勃勃的生活。
哈維爾直截了當地打聽這些事情：地下音樂會、非官方的討論會、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討論、辯論和爭論，還有閒言碎語，想據此來了解那些她無法擺脫的東西。其內部情緒的每個變化，對他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
奧爾嘉諒解了焦慮的哈維爾。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維爾的身上也存在著庸凡之處。於是，她竭盡全力地幫助哈維爾由軟弱走向堅強。
"家"在捷克語裡的意思是"親密感"。有了奧爾嘉，哈維爾即使在監獄之中，也能夠體驗到"家"所蘊含的"親密感"。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當局不也許他們見面，這對於相愛的夫妻來說，無疑是殘酷的折磨。這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的統治者特有的一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有點類似於小孩子的惡作劇。
但是，他們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聯繫。因為通信受到嚴格的檢查，他們不得不壓抑住熱烈的感情，換了一種相對隱諱和冷靜的表達方式，他們將感情隱藏在信紙的背後。
在《獄中書簡》的序言中，哈維爾回憶起那段艱難的日子："奧爾嘉和我至少有兩百年沒有互相表白愛情了，但我們兩都感到我們大概是不可分離的。的確，在我的獄中書信里，你不會看到很多專門寫給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話。但即便如此，我想奧爾嘉也是這些書信的主角，雖然她確實是隱而不現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她的名字置於本書書名中的原因。充溢於這些信中的始終如一的目標，其本身難道不就說明了某種證實這一點的東西嗎？"
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書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滿了深情。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李敖後期的書信中，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對色情過度的渲染。這正從反面說明他在感情上受到過極大的傷害，也說明他在心靈深處是一個脆弱的人--無論他本人是否承認這一點。
這時，李敖已經不懂得"愛"了，他所謂的"愛情"不過是遊戲而已。青年時代的真誠和摯愛、健康和活力，青年時代的"赤子之心"，此時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也許李敖本人並不願意如此--是專制的權力和無情的女性將他傷害到這樣不堪的地步。於是，他逐漸喪失了對醜陋與輕浮的警醒，最終將醜陋和輕浮推向"審美化"的地步。
那是一個小村鎮，在那裡茨維塔耶娃沒有任何可以謀生的手段。在給喀山作家協會負責人的信中，她請求作為一名文學翻譯者能夠獲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學專業之外，她一無所長。
然而，兵荒馬亂之中，誰會關心一個卑賤者的命運呢？沒有人答覆她。
茨維塔耶娃還乘船前往奇斯托波爾，向作家協會理事會提出申請，要求把她們母子倆安排到這裡居住和工作，並希望在作家基金會即將開設的食堂里謀得一個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協會負責人阿謝耶夫和特列尼奧夫拒絕了她的請求。她只好絕望地返回葉拉布加。
當兒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築工事的時候，茨維塔耶娃含淚留下三封遺書，在房間裡自縊而死。
臨死之前，她還記得童年時候第一次跟隨母親去觀看的那出歌劇。那時她才六歲，按照年齡她本來應該喜歡童話劇，她卻愛上了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和塔吉雅娜，愛上了他們的愛情。
許多年以後，她說："我觀看的第一場愛情的戲事先註定了我未來的一切，註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實現的愛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從那一刻起便不想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因此我註定沒有愛情。"
我憐憫茨維塔耶娃的命運，並憎惡那些參與打擊她和毀滅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協會的領導。
所謂的"作家協會"，其實是"迫害作家的協會"。
對茨維塔耶娃傷害最大的還是愛情的消逝。沒有了愛，也就沒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也要做這樣令人驚訝的人，我不憚於為數不多，因為我知道有你，就已足矣。
你明白我的勇氣與決心嗎？
爸爸媽媽看了你的書，一方面很欣賞，另一方面卻又很擔心。他們說，要是再來一次"反右"和"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你一定會有牢獄之災的。原來，他們希望我能夠找到一個學理工科的男朋友，這樣可能會"安全"一點。
可是，我對他們說："爺爺不也是學生物的嗎？他照樣沒有能夠逃過劫難。"我想，有的東西是我們必須去承擔的，想躲也躲不掉。我深深地知道，做你的妻子，不是來分享你的榮譽，而是來與你相互攙扶著走過漫長的、沒有盡頭的坎坷之路。
這些天來，我正在讀捷克作家哈維爾寫的一本書--《獄中書簡--致親愛的奧爾嘉》。這本書直接印證了摩羅所提出的一個嚴峻的命題"巨人何以成為巨人"。
在中國，一旦發生變故，立刻便出現"夫妻本是同命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的結果。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柏楊的妻子倪明華、李敖的妻子胡茵夢，都是在愛人最艱難的時候、最需要支持與安慰的時候，選擇了冷酷無情地背叛。
於是，郁達夫遠走天涯，葬身異邦；雖然熬過難關，走出牢獄，最終沐浴在解嚴以後的天空下，但他們精神上所受的傷害已經難以癒合了。這種傷害，直接影響到柏楊與李敖們的思想和創作，影響到他們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和判斷。
我認為，柏楊和李敖晚年所犯的一系列錯誤，顯然都與當初心靈上受到的巨大創傷有關。
他們的思想里有太多的仇恨，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仇恨是一種自我封閉和保護的顏色。
他們的行為里有太多的謀略，因為他們是受過傷害的人，謀略是一種遊戲在刀刃邊上的聰明。
然而，聰明絕非智慧，恨也不可能完成最終的拯救。
與他們相比，哈維爾太幸運了。哈維爾的妻子奧爾嘉一直與丈夫一起無畏地面對邪惡。她沒有背棄他，相反，她給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慰藉。
哈維爾剛剛失去自由的時候，沒完沒了地向妻子提出請求和要求，不斷地交給她許多應完成的任務和須送給他的物品的清單，他不無一絲冷嘲地管它們叫"指示"。他為他們的郊外的農舍而感到擔憂，不僅因為它需要經常性的維修，而且房管部門似乎準備宣布將其沒收。他催促她考慮用他們的那套公寓房去換另外一套，去買些新家具，找個工作，學會開車。他埋怨她不經常寫信，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說她即使告訴他一些消息，也不夠具體，以至他無法知道她每天在幹些什麼。
在這些嘮嘮叨叨的背後，人們感覺到了哈維爾在突然被割斷與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圈子的聯繫後所感到的那種深刻的焦慮。這恰恰是偉人身上的渺小、偉人身上的真實。
除了哈維爾的律師之外，奧爾嘉是他與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的紐帶。他靠她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當他敦促她"多交際"時，他是在表達他內在的需要；通過她，繼續參與他那個團體生機勃勃的生活。
哈維爾直截了當地打聽這些事情：地下音樂會、非官方的討論會、新的地下出版物，那些討論、辯論和爭論，還有閒言碎語，想據此來了解那些她無法擺脫的東西。其內部情緒的每個變化，對他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
奧爾嘉諒解了焦慮的哈維爾。她知道，他不是神。她清醒地知道，哈維爾的身上也存在著庸凡之處。於是，她竭盡全力地幫助哈維爾由軟弱走向堅強。
"家"在捷克語裡的意思是"親密感"。有了奧爾嘉，哈維爾即使在監獄之中，也能夠體驗到"家"所蘊含的"親密感"。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當局不也許他們見面，這對於相愛的夫妻來說，無疑是殘酷的折磨。這是"後極權主義時代"的統治者特有的一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有點類似於小孩子的惡作劇。
但是，他們在通信中保持精神上的聯繫。因為通信受到嚴格的檢查，他們不得不壓抑住熱烈的感情，換了一種相對隱諱和冷靜的表達方式，他們將感情隱藏在信紙的背後。
在《獄中書簡》的序言中，哈維爾回憶起那段艱難的日子："奧爾嘉和我至少有兩百年沒有互相表白愛情了，但我們兩都感到我們大概是不可分離的。的確，在我的獄中書信里，你不會看到很多專門寫給我妻子的由衷的私房話。但即便如此，我想奧爾嘉也是這些書信的主角，雖然她確實是隱而不現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她的名字置於本書書名中的原因。充溢於這些信中的始終如一的目標，其本身難道不就說明了某種證實這一點的東西嗎？"
這似乎不是一本言情的書信集，但是它字字都充滿了深情。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李敖後期的書信中，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對色情過度的渲染。這正從反面說明他在感情上受到過極大的傷害，也說明他在心靈深處是一個脆弱的人--無論他本人是否承認這一點。
這時，李敖已經不懂得"愛"了，他所謂的"愛情"不過是遊戲而已。青年時代的真誠和摯愛、健康和活力，青年時代的"赤子之心"，此時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也許李敖本人並不願意如此--是專制的權力和無情的女性將他傷害到這樣不堪的地步。於是，他逐漸喪失了對醜陋與輕浮的警醒，最終將醜陋和輕浮推向"審美化"的地步。
那是一個小村鎮，在那裡茨維塔耶娃沒有任何可以謀生的手段。在給喀山作家協會負責人的信中，她請求作為一名文學翻譯者能夠獲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學專業之外，她一無所長。
然而，兵荒馬亂之中，誰會關心一個卑賤者的命運呢？沒有人答覆她。
茨維塔耶娃還乘船前往奇斯托波爾，向作家協會理事會提出申請，要求把她們母子倆安排到這裡居住和工作，並希望在作家基金會即將開設的食堂里謀得一個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協會負責人阿謝耶夫和特列尼奧夫拒絕了她的請求。她只好絕望地返回葉拉布加。
當兒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築工事的時候，茨維塔耶娃含淚留下三封遺書，在房間裡自縊而死。
臨死之前，她還記得童年時候第一次跟隨母親去觀看的那出歌劇。那時她才六歲，按照年齡她本來應該喜歡童話劇，她卻愛上了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和塔吉雅娜，愛上了他們的愛情。
許多年以後，她說："我觀看的第一場愛情的戲事先註定了我未來的一切，註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實現的愛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從那一刻起便不想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因此我註定沒有愛情。"
我憐憫茨維塔耶娃的命運，並憎惡那些參與打擊她和毀滅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協會的領導。
所謂的"作家協會"，其實是"迫害作家的協會"。
對茨維塔耶娃傷害最大的還是愛情的消逝。沒有了愛，也就沒有了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