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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願如此。

  周澤楷一直沒有收到我的錄音。然而,在畢業典禮那天,我從書包里掏出了一盒包裝好了的磁帶,塞進了他的手裡。

  “你家裡還有複讀機嗎?”

  周澤楷微微一愣,垂下睫毛凝視著手中這被我拙劣包裝起的禮物:“應該還有……”

  “我錄在了這盒磁帶里,A面,別忘了聽。”我垂下眼睛,紅著臉說。

  要找出這卷磁帶,真費了我不少的工夫。我跑了幾家實體店,逛了幾家網店,空白磁帶卻都沒有庫存。於是我只能自己找一卷磁帶重新灌錄。我分明記得在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我們的牛津英語教材還會附贈一兩盒磁帶的,後來才慢慢變成了光碟。我翻箱倒櫃,終於是在書櫃的最底層找回了一卷印著牛津英語一年級上學期封面的磁帶。我用抽屜里多年不用的步步高複讀機反反覆覆灌了幾次錄音,總算是錄好了。但是,因為這是由英語教學磁帶重新灌錄的,所以我還得消去那些多餘的聲音。

  我不知道如何高效而簡單地消去那些聲音,便只能與它乾耗。我按下錄音的紅色按鈕,長時間地保持著緘默。五分鐘的錄音,五十五分鐘的沉默。我又將磁帶翻到B面,再一次沉默地錄製了五十九分鐘。

  ——當然,在B面的最後一分鐘,我終於是按捺不住,發出了些許聲響。

  先是我粗重的呼吸聲,然後是一聲輕微的笑,接著,我發出了聲音。

  “澤楷。”

  我大著膽子這麼叫道。澤楷,明明是鄭希聲輕而易舉能說出口的稱謂,我卻要花去自己所有的勇氣。

  又是幾秒鐘的沉默,然後,我慢慢地、吞吞吐吐地、游移不定地,又一次開了口。

  “我、喜、歡、你。”

  複讀機咔噠一聲,錄製完成。

  我將這首曲子,連帶著那最後一分鐘的愛情小心放好,一併交於他的手中。

  雖然他是永遠不會聽到那句話的。我知道的,我早就知道了啊。

  看著他低頭將包裝得大紅大粉的磁帶盒裝進了包里,我微微笑起來,眼裡閃著點淚。

  “你知道我錄了什麼曲子嗎?”我忽然問他。

  他一愣,搖了搖頭。

  我的笑意更深一些:“《送別》。”

  在這初夏充滿汗臭味的教室里,聒噪的風扇在我們頭頂乏味地旋轉。一切都恍如初見。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周澤楷和鄭希聲也如約送了我禮物作為交換。周澤楷送給我的是嘉世戰隊的隊徽鑰匙圈——可能因為我一直跟他統一戰線地看好嘉世吧,所以他還誤以為我是嘉世的粉絲了。

  真是一點也不了解我。

  然而我卻還是將那枚楓葉形狀的鑰匙圈小心地收好。後來,它一直都是我高中宿舍鑰匙圈。我每天上學、放學,都將它揣在口袋裡。楓葉在我的口袋裡叮叮噹噹,我的心也隨之飛揚。

  ——這是後話了。

  畢業典禮那一天,我也才從同班同學口中知道,周澤楷給我的同學錄——那句我推敲、揣摩了整整一個月的祝福,真的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祝福。他祝苦追他四年的女生說事事順心,對一起打榮耀、稱兄道弟的朋友說學習順利,留給我的也不過是一句字體細瘦的“祝事事順心,學習順利。”

  連我的名字,程君霓,都不曾寫上。

  好像是批量生產的劣質商品一樣。

  我真想問問他,他會這麼對待林卿嗎?

  他在小學同學錄上,給林卿的留言,難道也是“事事順心,學習順利”?

  在回家的地鐵上,我坐在最邊緣的位置上,看著搖晃的車廂,面無表情的乘客,想起了這件事,周澤楷那鮮活的身影忽然在我眼前變得透明,漸行漸遠。我低下頭,哭了起來。

  我和周澤楷就再也沒聯繫過了。

  不是失去了聯繫方式,只是找不到聯繫的由頭。我時常會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對著周澤楷空空如也的朋友圈和空間發呆,偶爾也會去看看林卿的空間——她又開始看書了,周澤楷又給她點了幾個贊,鄭希聲又給她點了很多個贊。

  我也試圖在朋友圈和空間裡絞盡腦汁地編著一個個有趣的段子,耍寶一樣地為自己編織著人設。我今天看了什麼書,我自己做了一頓晚餐,我又去了哪裡做志願者……我總想著,我不貪心,我只想要周澤楷給我點一個贊,一個也好,哪怕一個也能讓我高興一整天。

  可是他從來都不會。我只能徒勞地對著他留下的訪客記錄自顧自高興。我真可憐。

  我並不主動去聯繫周澤楷,最多不過是在每年的11月24日這天給他發一句“生日快樂”,得到一句涼薄的“謝謝”作為回復。我總是會拖到24日的最後一個小時才發祝福。我真的忍不住想要提醒他:我只比他小一天,我是11月25日生日——馬上就要到我的生日了。

  可是,他從來都想不起來。那句“謝謝”之後,永遠又是整整一年的沉默。

  直到後來林卿終於對外關閉了空間,直到後來我從鄭希聲那裡聽說周澤楷已經不用以前的社交帳號了,直到我給他發送的生日祝福再也得不到回復,直到有那麼一年我的祝福因為不是對方好友而被拒收,直到時間風乾一切我與周澤楷再無關係——

  我卻始終沒有得到他哪怕一次的回眸。

  剛才趁林卿排隊的時候,我忍不住還是問了周澤楷一個我耿耿於懷了很多年的問題——他為什麼會刪了我的好友。他沉默著思索半晌,然後緩慢地回答我:“太久沒登……被刪號了。”

  我揚了揚嘴角。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時候我會想笑,但是我在心裡卻哭了起來。

  我曾經在多少個白天夜晚凝視守候著的帳號,原來早就已經被它的主人遺忘,扔進了時間的廢紙堆。

  我真傻。

  “搜嘎……”我喃喃自語道,移開了視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用日語回答他。可能在我眼裡,這句來自異邦的話語更帶了些娛樂與戲謔,“原來如此”和“這樣啊”都實在是顯得太落寞了。

  他抬起頭,怔怔地看了我很久。

  我並沒有再問他要他現在的聯繫方式。我不會和他聯繫的。即使互相重新加回了好友,他會留給我的也只是反覆的空自等待與期盼。我受夠了。

  我和周澤楷共處的幾年大概便是如此。從未有過什麼驚天動地,於我而言與他有關的最驚心動魄的回憶也不過是那個他為我拎起薩克斯的清晨、那靠在我肩膀上睡著的七十分鐘、那為他錄製的別有用心的兩個小時。更多的不過是散落在平平無奇的歲月里的點點滴滴——要用力想,是想不起什麼的。但是回憶起的感覺,卻總是讓眼淚簌簌落下的溫暖。

  我其實是沒什麼資格指責鄭希聲的三心二意的,我後來當然也喜歡過別人。我喜歡過高一時的班長,他有大大的眼睛和圓圓的腦袋;我喜歡過高三時來演講的P大學長,他和我們說起的未名湖畔曾讓我心念一動;我喜歡過大學時同班的台灣男生,我曾坐在他自行車的后座路過光華樓,秋季的風吹拂起我的白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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