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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我們的老朋友歐幾里德說的那樣。”波洛含糊地說。
“肯定是那四人中的一個，”康斯坦丁大夫說，“除非從外面進來的某個人找到了藏身之地──可是，這一點，我們都認為是不可能的。”
鮑克先生卻談起單子上的下一個問題來。
“第五個問題──為什麼錶針會指到一點一刻？我發現有兩種解釋。或者說，這是兇手製造的現場，目的是為了證明其作案時不在場，後來，由於聽到外面人來人往，他想逃離這個現場時已經來不及了；或者說──等一下──我有了個新的想法──”
在鮑克先生冥思苦想時，波洛和大夫都恭敬地等候著他的最新發現。
“想出來了，”他終於開了口，“撥錶針的不是穿列車員制服的人！而是我們叫做第二兇手──左撇子──換句話說，就是那個穿鮮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去的遲，為了不引起懷疑，就撥了錶針。”
“妙極了！”康斯坦丁大夫說，“你真會想像。”
“實際上，”波波說，“她是在黑暗中戳中的，沒有想到他已經死了，可是，不知怎麼地推測，在他睡衣口袋裡有一塊表，就把它掏出來，盲目撥針，並且把它敲癟。”
鮑克先生冷冷地看著他。
“還有什麼更好的想法？”他問道。
“此刻──還沒有。”波洛答道。
“反正，”他接著說，“我認為，你們兩位都沒發現那塊表的最有趣的一點。”
“就是第六個問題要回答的嗎？”大夫問道，“對於這個問題──謀殺是發生在一點一刻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同意，”鮑克先生說，“下一個問題是──比一點一刻早嗎？我說，是的。
大夫，你也這樣想，是嗎？”
大夫點點頭。
“是的。但是，‘比一點一刻遲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推論，鮑克先生，而且，我想，波洛先生也會同意的，儘管他不想承認。第一個兇手在一點一刻之前作的案，第二個兇手則在一點一刻以後行刺的。至於左撇子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採取措施，弄清楚旅客中，誰是左撇子？”
“我還沒有完全忽視這一點，”波洛說，“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我要每個旅客都簽名，或留下地址。可這並不是決定性的證據，因為，有的人用右手做某些事，而用左手做另一些事。有的人用右手寫字，可有左手打高爾夫球。但是，可能會有些幫助。除了拒絕寫字的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所有的旅客都是用右手寫的。”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不可能的。”鮑克先生說。
“我懷疑，憑她的力氣，能戳那左撇子的一刀嗎？”
康斯坦丁大夫疑惑地說，“那一刀要用相當大的力氣。”
“比一個女人的力氣大嗎？”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可是，我認為，至和要比一個老婦人的力氣大，而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體質尤其弱。”
“也許這是一個精神對肉體的影響問題。”波洛說，“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具有堅強的個性和巨大的意志力，不過，我們還是暫且把它擱一擱吧。”
“至於第九和第十兩個問題，我們是否能夠確信，雷切特不止被一人所殺？刀傷還有什麼其他的解釋？依我看，就醫學上而言，那些刀傷是沒有任何其他解釋的。
假定說，一個男人先輕輕一戳，然後再大力戳，先用右手，再用左手。大約半小時後，再在屍體上戳幾刀──當然，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
“對，”波波說，“不成立的。可是，你認為有兩個兇手的假設就能成立嗎？”
“就象你剛才說的那樣，還有什麼其它的解釋呢？”
波洛雙眼直盯著他。
“這正是我自己問自己的，”他說，“而且一直不停地問我自己的問題。”
他向後一仰，靠在椅子裡。
“從現在起，一切都在這裡面了。”他拍拍自己的腦門說。“我們已經深入研究過這些問題。事實也都在我們面前了，而且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旅客們一個一個都傳到這來過，輪流提供了證詞。我們已經知道所有我們能夠知道的東西──從外界……”
他朝鮑克先生親切地笑了笑。
“我們好象在開玩笑，是嗎？──這樣靠座椅，能想得出真相嗎？好吧，我馬上要所理論付諸於實踐──就在這兒，你們眼前。你們倆也必須這樣做。讓我們三人都閉上眼睛，靜靜思考……
“雷切特是被一個或更多的旅客殺死的。那是他們當中的哪幾個呢？”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
第三部
第三章 啟發性的幾點
足有一刻鐘，他們誰也沒講話。
鮑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開始遵照波洛的意思──靜坐思考。他們努力想從一連串相互矛盾的細節中，得出一個清楚而正確的結論。
鮑克先生的思路大致如下：
“毫無疑問我得思考。但是，對於那幾個問題，我已經都捉摸過了……很明顯波洛認為那個英國姑娘與本案有牽連。我不得不感到這是不可能的。英國人是非常冷靜的，也許是因為他們的體質太弱……但這並不打緊。看來，那個義大利人不會是兇手──真遺憾，我想，英國男傭人說他房裡的那一位從未離開過時，不會是說謊吧。可他這麼幹是為什麼呢？要想賄賂英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們是如此的難以接近。這整個事情實在倒霉。我不知道，我們何年何月才能脫離一困境。在列車行進中，應該有某種救援工作。但是，在這些國家裡，鑄事老是慢吞吞的……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之前，總是要想它幾個小時。而且，這些國家的警察也是最難對付的──傲慢自負，暴躁乖戾。他們會把事情鬧得很大。因為，這種機會是難得的。
所有的報紙都會提起……”
從這裡起，鮑克先生的思路又沿著一條老路── 一條他們已經走過幾百遍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丁大夫的想法如下：
“他真古怪，這個小個子。他是天才嗎？還是個怪人？他會揭穿這個秘密嗎？不可能。我看不出有什麼法子。實在太亂了……也許，每個人都在說謊……然而，並不能起什麼作用。假如他們都在說謊，為什麼會如此迷惑人，好象他們是在講真情。那些刀傷的說法太離奇了。簡直不能理解──假如他是槍打死的，或許更容易理解──畢竟，帶槍的人，這個詞的意思是，用槍射擊的人。美國真是一個古怪的國家。我應該到那兒去。它真進步。回家後，我得找到德為特里斯·齊婭──她去過美國，所有現代思想，她都有。我不知道齊婭現在正在做什麼。我的妻子是否已發現……”
“肯定是那四人中的一個，”康斯坦丁大夫說，“除非從外面進來的某個人找到了藏身之地──可是，這一點，我們都認為是不可能的。”
鮑克先生卻談起單子上的下一個問題來。
“第五個問題──為什麼錶針會指到一點一刻？我發現有兩種解釋。或者說，這是兇手製造的現場，目的是為了證明其作案時不在場，後來，由於聽到外面人來人往，他想逃離這個現場時已經來不及了；或者說──等一下──我有了個新的想法──”
在鮑克先生冥思苦想時，波洛和大夫都恭敬地等候著他的最新發現。
“想出來了，”他終於開了口，“撥錶針的不是穿列車員制服的人！而是我們叫做第二兇手──左撇子──換句話說，就是那個穿鮮紅色睡衣的女人！她去的遲，為了不引起懷疑，就撥了錶針。”
“妙極了！”康斯坦丁大夫說，“你真會想像。”
“實際上，”波波說，“她是在黑暗中戳中的，沒有想到他已經死了，可是，不知怎麼地推測，在他睡衣口袋裡有一塊表，就把它掏出來，盲目撥針，並且把它敲癟。”
鮑克先生冷冷地看著他。
“還有什麼更好的想法？”他問道。
“此刻──還沒有。”波洛答道。
“反正，”他接著說，“我認為，你們兩位都沒發現那塊表的最有趣的一點。”
“就是第六個問題要回答的嗎？”大夫問道，“對於這個問題──謀殺是發生在一點一刻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同意，”鮑克先生說，“下一個問題是──比一點一刻早嗎？我說，是的。
大夫，你也這樣想，是嗎？”
大夫點點頭。
“是的。但是，‘比一點一刻遲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推論，鮑克先生，而且，我想，波洛先生也會同意的，儘管他不想承認。第一個兇手在一點一刻之前作的案，第二個兇手則在一點一刻以後行刺的。至於左撇子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採取措施，弄清楚旅客中，誰是左撇子？”
“我還沒有完全忽視這一點，”波洛說，“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我要每個旅客都簽名，或留下地址。可這並不是決定性的證據，因為，有的人用右手做某些事，而用左手做另一些事。有的人用右手寫字，可有左手打高爾夫球。但是，可能會有些幫助。除了拒絕寫字的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所有的旅客都是用右手寫的。”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不可能的。”鮑克先生說。
“我懷疑，憑她的力氣，能戳那左撇子的一刀嗎？”
康斯坦丁大夫疑惑地說，“那一刀要用相當大的力氣。”
“比一個女人的力氣大嗎？”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可是，我認為，至和要比一個老婦人的力氣大，而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體質尤其弱。”
“也許這是一個精神對肉體的影響問題。”波洛說，“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具有堅強的個性和巨大的意志力，不過，我們還是暫且把它擱一擱吧。”
“至於第九和第十兩個問題，我們是否能夠確信，雷切特不止被一人所殺？刀傷還有什麼其他的解釋？依我看，就醫學上而言，那些刀傷是沒有任何其他解釋的。
假定說，一個男人先輕輕一戳，然後再大力戳，先用右手，再用左手。大約半小時後，再在屍體上戳幾刀──當然，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
“對，”波波說，“不成立的。可是，你認為有兩個兇手的假設就能成立嗎？”
“就象你剛才說的那樣，還有什麼其它的解釋呢？”
波洛雙眼直盯著他。
“這正是我自己問自己的，”他說，“而且一直不停地問我自己的問題。”
他向後一仰，靠在椅子裡。
“從現在起，一切都在這裡面了。”他拍拍自己的腦門說。“我們已經深入研究過這些問題。事實也都在我們面前了，而且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旅客們一個一個都傳到這來過，輪流提供了證詞。我們已經知道所有我們能夠知道的東西──從外界……”
他朝鮑克先生親切地笑了笑。
“我們好象在開玩笑，是嗎？──這樣靠座椅，能想得出真相嗎？好吧，我馬上要所理論付諸於實踐──就在這兒，你們眼前。你們倆也必須這樣做。讓我們三人都閉上眼睛，靜靜思考……
“雷切特是被一個或更多的旅客殺死的。那是他們當中的哪幾個呢？”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
第三部
第三章 啟發性的幾點
足有一刻鐘，他們誰也沒講話。
鮑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開始遵照波洛的意思──靜坐思考。他們努力想從一連串相互矛盾的細節中，得出一個清楚而正確的結論。
鮑克先生的思路大致如下：
“毫無疑問我得思考。但是，對於那幾個問題，我已經都捉摸過了……很明顯波洛認為那個英國姑娘與本案有牽連。我不得不感到這是不可能的。英國人是非常冷靜的，也許是因為他們的體質太弱……但這並不打緊。看來，那個義大利人不會是兇手──真遺憾，我想，英國男傭人說他房裡的那一位從未離開過時，不會是說謊吧。可他這麼幹是為什麼呢？要想賄賂英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們是如此的難以接近。這整個事情實在倒霉。我不知道，我們何年何月才能脫離一困境。在列車行進中，應該有某種救援工作。但是，在這些國家裡，鑄事老是慢吞吞的……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之前，總是要想它幾個小時。而且，這些國家的警察也是最難對付的──傲慢自負，暴躁乖戾。他們會把事情鬧得很大。因為，這種機會是難得的。
所有的報紙都會提起……”
從這裡起，鮑克先生的思路又沿著一條老路── 一條他們已經走過幾百遍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丁大夫的想法如下：
“他真古怪，這個小個子。他是天才嗎？還是個怪人？他會揭穿這個秘密嗎？不可能。我看不出有什麼法子。實在太亂了……也許，每個人都在說謊……然而，並不能起什麼作用。假如他們都在說謊，為什麼會如此迷惑人，好象他們是在講真情。那些刀傷的說法太離奇了。簡直不能理解──假如他是槍打死的，或許更容易理解──畢竟，帶槍的人，這個詞的意思是，用槍射擊的人。美國真是一個古怪的國家。我應該到那兒去。它真進步。回家後，我得找到德為特里斯·齊婭──她去過美國，所有現代思想，她都有。我不知道齊婭現在正在做什麼。我的妻子是否已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