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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種動機，最為惡劣的是第五種，最不可能的是第二種。想當年汪精衛參加革命，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捕入獄，嘗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大義凜然，可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並美於世。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實在毫無根據，也不令人信服。在淪陷區，民間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 ：汪赴日和談前夕，交衛士一把手槍，“如看到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即拔槍把我打死！”這個故事不論是真是假，都說明“怕死”是站不住腳的。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著大伙兒高喊抗戰，則中國是贏是輸，總也輪不到他汪精衛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選擇的那條路，處處埋伏著殺機、險情，非軟骨者敢走。第五種也難以成立。汪精衛固然親日，但畢竟是中國人。他的日本情結，與孫中山一樣，源自在日本宣傳革命、組建同盟會的經歷。這種親日情結，不但汪氏有，蔣介石也有，其他國民黨元老也幾乎都有。汪氏的親日，為他對日議和提供了堅實的背景，卻未見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場上，死心塌地與中國為敵。否則，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國”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賣中國的利益、主權，而不至於跟日本討價還價，力爭中國的領土完整、要日本無條件撤兵。從最基本的人性角度來說，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實在反常和罕見。也許汪精衛正好是這種人，但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
至於“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於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艷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遊歷，或乾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於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慾”，他已貴為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戰亂中的領袖尤其難為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為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慾”，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於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為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強，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況是，東北早已為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 ；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 ；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為敵手 ；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 ；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拼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面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 ；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決一死戰的危局 ；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 ；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卻不能不打，由於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 ：《細說抗戰》）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為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 ：“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渺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裡不說，心裡實在佩服。”（胡蘭成 ：《今生今世》，中國社科出版社2003 年版）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於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為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古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藉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為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 ：“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卻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罵名。一份“和約”，往往復復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台，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罵名。
至於“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於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艷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遊歷，或乾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於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慾”，他已貴為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戰亂中的領袖尤其難為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為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慾”，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於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為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強，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況是，東北早已為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 ；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 ；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為敵手 ；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 ；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拼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面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 ；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決一死戰的危局 ；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 ；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卻不能不打，由於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 ：《細說抗戰》）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為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 ：“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渺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裡不說，心裡實在佩服。”（胡蘭成 ：《今生今世》，中國社科出版社2003 年版）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於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為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古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藉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為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 ：“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卻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罵名。一份“和約”，往往復復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台，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