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頁
南宋重相權。作為一名主政達 １９ 年的宰相，評價秦檜一生功過，當然不能單以岳飛事件而論。他的對金主和政策，不是沒有道理。事實證明，南宋是打不過金的。歷史學家大都覺得，當時金軍橫掃中國如秋風席捲落葉，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直逃到海上才倖免被俘，居然沒有最後滅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岳飛等將領在抗金戰爭中，雖然打了幾場勝仗，稍斂金人的囂張氣焰，其實對於整個被動的情勢並無重大影響，未能扭轉戰局。如果我們從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來看，就更清楚了 ：實際上，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與宋議和。假如它堅持要打，一鼓作氣滅南宋而征服、統一全中國，勝算幾乎是一定的。那樣，中國的歷史就將完全改寫，金朝就將作為一個單獨的大朝代，而不是與另一個偏安於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並列在中國的史卷中。正是由於它在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允和了，造成南宋的命脈延續了一個半世紀，也恨了它一個半世紀，在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之時，重蹈遼朝腹背受敵而終至滅亡的覆轍。
宋代的軍力衰弱，偏又好意氣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與金人聯手滅遼，遼軍雖大敗於金，宋軍也大敗於遼，一副趁火打劫卻碰了個硬釘子的猥瑣相。及至殘遼西遷，宋又暗中與之相通，並收納金人叛將，破壞與金的盟約，導致自身的滅國之災。說到底，“靖康恥”是它自己不講理、投機取巧引來的禍端，怪不得別人。後蒙古人伐金，又來找南宋尋求聯手，宋人只顧雪一百多年前的恥，卻忘了前次的教訓。金亡之後，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軍南下，宋人節節抵抗，前赴後繼，仍無力回天，無數抗戰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發“零丁洋里嘆零丁”的悲喟而已。
議和與“拼死一戰”
遼是宋的世敵，如果宋能不計前嫌，聯遼抗金而不是聯金滅遼，北宋也就不會輕易覆亡。遼再壞，畢竟只是屢犯邊關，遠不及金之陷京擄帝來得惡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計前嫌，聯金抗蒙古而不是聯蒙古滅金，南宋也不會輕易覆亡。金再壞，畢竟還允許議和，留給你偏安的遼闊空間與長久時間，遠不及蒙古人趕盡殺絕來得兇殘。兩宋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重大失策，在於不懂得政治學的敵友定理，以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代替理性判斷與抉擇，因而一錯再錯，一亡而再亡。
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卻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為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為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麼國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卻為南宋爭取了 ２０ 年的和平，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才，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 １５０ 年的國運基礎。
漢奸的大批產生，自然是在外國入侵，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第一個高潮是宋代，第二個高潮是明末，第三個高潮則是日本入侵。中國自從出了個秦檜，以後所有的漢奸都相形遜色，──不是他們的罪行，而是他們作為漢奸的知名度。秦檜簡直就成了“漢奸”的代名詞，直到再出了個汪精衛。
汪精衛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國民黨方面來看，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如果不跟汪劃清界限，有損黨和領袖的形象。汪精衛是蔣介石在黨內最大的競爭對手，雙方曾為奪取孫中山繼承人的位置明爭暗鬥 ；抗戰八年，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直斷斷續續。徹底否定汪精衛，即確定了蔣的合法性及歷史上的地位。從共產黨方面來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汪精衛是國民黨著名左派，共產黨的有力支持者，蔣介石發動“清共”，汪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度站在共產黨一邊，表示要討伐蔣介石，後來居然寧漢合流，一致反共。及至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號卻是“和平、反共、救國”。舊恨新仇，集於汪氏一身，何況國民黨已給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條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絕無再為他講話之理。從一般民意方面來看，“漢奸說”本是中國特產，無論文化傳統、歷史鏡鑒、道德觀念、民族情緒，都不會認為汪是一個好東西。從國際輿論方面來看，汪屬於戰敗的日本侵略者陣營，從未得到過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到日本對美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已呈敗相、日首相近衛向汪表示進一步交還中國（淪陷區）主權的時候，汪居然主動提出向英美宣戰，近衛勸都勸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觀念較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國家眼裡，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
史學家們對汪精衛的漢奸罪認識較為一致，唯在當漢奸的動機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對權力的追求，即所謂“領袖慾”；二是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軟骨症 ；三是與蔣介石達成默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中國無論是勝是敗都不至於亡國 ；四是確信中國打不贏日本，遲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動 ；五是一貫親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六是與蔣介石內鬥失利，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只好一錯到底。
宋代的軍力衰弱，偏又好意氣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與金人聯手滅遼，遼軍雖大敗於金，宋軍也大敗於遼，一副趁火打劫卻碰了個硬釘子的猥瑣相。及至殘遼西遷，宋又暗中與之相通，並收納金人叛將，破壞與金的盟約，導致自身的滅國之災。說到底，“靖康恥”是它自己不講理、投機取巧引來的禍端，怪不得別人。後蒙古人伐金，又來找南宋尋求聯手，宋人只顧雪一百多年前的恥，卻忘了前次的教訓。金亡之後，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軍南下，宋人節節抵抗，前赴後繼，仍無力回天，無數抗戰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發“零丁洋里嘆零丁”的悲喟而已。
議和與“拼死一戰”
遼是宋的世敵，如果宋能不計前嫌，聯遼抗金而不是聯金滅遼，北宋也就不會輕易覆亡。遼再壞，畢竟只是屢犯邊關，遠不及金之陷京擄帝來得惡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計前嫌，聯金抗蒙古而不是聯蒙古滅金，南宋也不會輕易覆亡。金再壞，畢竟還允許議和，留給你偏安的遼闊空間與長久時間，遠不及蒙古人趕盡殺絕來得兇殘。兩宋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重大失策，在於不懂得政治學的敵友定理，以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代替理性判斷與抉擇，因而一錯再錯，一亡而再亡。
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卻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為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為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麼國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卻為南宋爭取了 ２０ 年的和平，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才，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 １５０ 年的國運基礎。
漢奸的大批產生，自然是在外國入侵，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第一個高潮是宋代，第二個高潮是明末，第三個高潮則是日本入侵。中國自從出了個秦檜，以後所有的漢奸都相形遜色，──不是他們的罪行，而是他們作為漢奸的知名度。秦檜簡直就成了“漢奸”的代名詞，直到再出了個汪精衛。
汪精衛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國民黨方面來看，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如果不跟汪劃清界限，有損黨和領袖的形象。汪精衛是蔣介石在黨內最大的競爭對手，雙方曾為奪取孫中山繼承人的位置明爭暗鬥 ；抗戰八年，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直斷斷續續。徹底否定汪精衛，即確定了蔣的合法性及歷史上的地位。從共產黨方面來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汪精衛是國民黨著名左派，共產黨的有力支持者，蔣介石發動“清共”，汪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度站在共產黨一邊，表示要討伐蔣介石，後來居然寧漢合流，一致反共。及至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號卻是“和平、反共、救國”。舊恨新仇，集於汪氏一身，何況國民黨已給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條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絕無再為他講話之理。從一般民意方面來看，“漢奸說”本是中國特產，無論文化傳統、歷史鏡鑒、道德觀念、民族情緒，都不會認為汪是一個好東西。從國際輿論方面來看，汪屬於戰敗的日本侵略者陣營，從未得到過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到日本對美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已呈敗相、日首相近衛向汪表示進一步交還中國（淪陷區）主權的時候，汪居然主動提出向英美宣戰，近衛勸都勸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觀念較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國家眼裡，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
史學家們對汪精衛的漢奸罪認識較為一致，唯在當漢奸的動機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對權力的追求，即所謂“領袖慾”；二是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軟骨症 ；三是與蔣介石達成默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中國無論是勝是敗都不至於亡國 ；四是確信中國打不贏日本，遲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動 ；五是一貫親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六是與蔣介石內鬥失利，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只好一錯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