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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雖是“兒皇帝”，畢竟還建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朝代，為殘唐五代之一。張邦昌接受冊封稱帝的“楚國”，卻只存在了頂多個把月。金人前腳走，康王趙構即在應天府登基，是為南宋朝廷的“開國之君”宋高宗。張邦昌甩下“楚帝”不當，親到應天府謁見高宗，伏地慟哭請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並不想當皇帝，接受金人的冊封實在是不得已。高宗趙構問中書侍郎黃潛善如何處置，黃答 ：“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諒而處之。”於是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張邦昌終於沒有被原諒。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撓和議貶至江寧的主戰派朝臣李綱，他認為張邦昌身為國家大臣不能臨危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更號，宜正典刑。遂將張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誅死。至於接受金人官職、儼然以“楚國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時雍、吳開、莫儔等人，也都遭流放。歷史學家稱張邦昌為“偽帝”，金人所封官職為“偽官”，所謂“楚國”亦被稱為“偽政權”。“偽”字與“漢奸”一詞聯繫到一起，就是從這裡開始。張邦昌的“偽帝”與石敬瑭的“兒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在於他是外國侵略軍冊封的，與自己邀請來幫忙的外國“友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張邦昌“偽”，而石敬瑭不偽。“偽”者，假也。也就是不為咱們自己承認。
張邦昌的節操當然不值得稱道，不過倒不是一個為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之徒。僅這一點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當“皇帝”，侵略軍肯定會另選一人來當，如後來金兵大舉南侵，冊立前濟南知府劉豫為“齊帝”。這是金人“以華制華”的政策。當然不是說，“我不當反正別人也會當，那還不如我當”。重要的是看他怎麼當。張邦昌至少做了兩件好事。
第一，促使金人退兵 ；第二，將政權主動交還給中國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偽官”的呂好問故意同金人說 ：“天生南北風習不同，北兵在南不習水土，且少留兵無濟於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來準備留兵實行長期占領、監衛的金軍乃全部撤離。而後，張邦昌又依從呂好問等人的主張，迎接因廢居私第倖免於難的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並遣使往謁康王勸進，最後自己跑到應天府請罪。照我看，黃潛善的處理意見是對的，有利於人心的歸附。
李綱“正典刑”的主張則失之苛嚴，斷絕了所有因迫於情勢而暫時委曲求全的人員的歸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個偽政權，也就再沒有張邦昌的故事發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為正朔，與南宋為敵了。偽帝劉豫有心報效金人，又打不贏南宋，最後金人嫌他無能，派兵捉住，廢為蜀王。
這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比迫不得已的漢奸下場還是要好得多。
古代最大的漢奸秦檜
宋代是中國人重建道德的時代，也是漢民族走向衰落的開始。程朱的理學，民間水滸梁山式的義氣，史家歐陽修的節操說教，似乎都無濟於事。復國主義的仇恨與亡國危機的憂思，貫穿了南宋的 １５０ 年。對金朝是戰是和，成了忠臣與漢奸的試金石。這樣，就出了一種新的漢奸類型，即主和類漢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秦檜。
說起秦檜，人們必然想起岳飛，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婦孺皆知 ：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報國，大破兀朮的拐子馬陣，名震中原，引起秦檜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連發 １０ 道金牌將他從前線召回，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後來平反，封為鄂王，建廟於杭州，受後人祭拜。秦檜是岳飛故事中一個永遠的反派角色，一個陰險的陪襯，死後也未能逃過，被鑄成鐵人跪像置於岳墓前。本文因專門討論漢奸，所以主要說秦檜，而以岳飛的故事作為陪襯。
秦檜是主和的權相，岳飛是主戰的名將，將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對金這一最重要的國策上。無論如何，秦檜誣殺岳飛，是一樁令人痛恨的政治陰謀，其惡毒不可饒恕。不僅使原本國力虛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統帥級的軍事人才，而且首開以“莫須有”罪名迫害異己的惡例。他之所以被稱為漢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為此，因為他幹了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壞事。人們懷疑他的動機，是不是內奸？是不是金人派回來破壞抗戰的間諜？從他自述的“逃生歷險記”來看，可謂是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種種疑點，經無數民間傳說、唱詞、小說、戲曲的演繹，漸漸形成了比正史還要令人確信不疑的事實。以他生前的惡行，這種指控不是沒有道理，也的確解恨。但歷史畢竟應該求實，不能以“莫須有”之道，還治“莫須有”發明者其身。
以中國人對秦檜普遍的痛恨，他死後不久即遭道義上的鞭屍，果有充當金人內奸、間諜的鐵證，一定早被載入史冊。《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滅金而後滅宋，不存在要為金人諱及為金人間諜諱的理由。我們從信史上，實在找不到秦檜充當間諜和內奸的證據。秦檜主和，無論是迎合上意還是出於私心，總還是一種政治主張，不能以此作為定罪的根據。誣殺岳飛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說明其人陰險、專橫，不能說就是通敵。他是把岳飛作為主戰派政敵，而非作為抗金英雄來殺的。否則，他為什麼只殺岳飛，而沒有殺同樣戰功卓著的其他名將如韓世忠等人？歷史上，殺功臣名將的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廣，為衛青所逼殺 ；李陵的叔父李敢，則被霍去病暗殺。而衛青、霍去病也都是漢代抗擊匈奴的名將。
但張邦昌終於沒有被原諒。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撓和議貶至江寧的主戰派朝臣李綱，他認為張邦昌身為國家大臣不能臨危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更號，宜正典刑。遂將張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誅死。至於接受金人官職、儼然以“楚國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時雍、吳開、莫儔等人，也都遭流放。歷史學家稱張邦昌為“偽帝”，金人所封官職為“偽官”，所謂“楚國”亦被稱為“偽政權”。“偽”字與“漢奸”一詞聯繫到一起，就是從這裡開始。張邦昌的“偽帝”與石敬瑭的“兒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在於他是外國侵略軍冊封的，與自己邀請來幫忙的外國“友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張邦昌“偽”，而石敬瑭不偽。“偽”者，假也。也就是不為咱們自己承認。
張邦昌的節操當然不值得稱道，不過倒不是一個為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之徒。僅這一點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當“皇帝”，侵略軍肯定會另選一人來當，如後來金兵大舉南侵，冊立前濟南知府劉豫為“齊帝”。這是金人“以華制華”的政策。當然不是說，“我不當反正別人也會當，那還不如我當”。重要的是看他怎麼當。張邦昌至少做了兩件好事。
第一，促使金人退兵 ；第二，將政權主動交還給中國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偽官”的呂好問故意同金人說 ：“天生南北風習不同，北兵在南不習水土，且少留兵無濟於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來準備留兵實行長期占領、監衛的金軍乃全部撤離。而後，張邦昌又依從呂好問等人的主張，迎接因廢居私第倖免於難的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並遣使往謁康王勸進，最後自己跑到應天府請罪。照我看，黃潛善的處理意見是對的，有利於人心的歸附。
李綱“正典刑”的主張則失之苛嚴，斷絕了所有因迫於情勢而暫時委曲求全的人員的歸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個偽政權，也就再沒有張邦昌的故事發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為正朔，與南宋為敵了。偽帝劉豫有心報效金人，又打不贏南宋，最後金人嫌他無能，派兵捉住，廢為蜀王。
這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比迫不得已的漢奸下場還是要好得多。
古代最大的漢奸秦檜
宋代是中國人重建道德的時代，也是漢民族走向衰落的開始。程朱的理學，民間水滸梁山式的義氣，史家歐陽修的節操說教，似乎都無濟於事。復國主義的仇恨與亡國危機的憂思，貫穿了南宋的 １５０ 年。對金朝是戰是和，成了忠臣與漢奸的試金石。這樣，就出了一種新的漢奸類型，即主和類漢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秦檜。
說起秦檜，人們必然想起岳飛，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婦孺皆知 ：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報國，大破兀朮的拐子馬陣，名震中原，引起秦檜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連發 １０ 道金牌將他從前線召回，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後來平反，封為鄂王，建廟於杭州，受後人祭拜。秦檜是岳飛故事中一個永遠的反派角色，一個陰險的陪襯，死後也未能逃過，被鑄成鐵人跪像置於岳墓前。本文因專門討論漢奸，所以主要說秦檜，而以岳飛的故事作為陪襯。
秦檜是主和的權相，岳飛是主戰的名將，將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對金這一最重要的國策上。無論如何，秦檜誣殺岳飛，是一樁令人痛恨的政治陰謀，其惡毒不可饒恕。不僅使原本國力虛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統帥級的軍事人才，而且首開以“莫須有”罪名迫害異己的惡例。他之所以被稱為漢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為此，因為他幹了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壞事。人們懷疑他的動機，是不是內奸？是不是金人派回來破壞抗戰的間諜？從他自述的“逃生歷險記”來看，可謂是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種種疑點，經無數民間傳說、唱詞、小說、戲曲的演繹，漸漸形成了比正史還要令人確信不疑的事實。以他生前的惡行，這種指控不是沒有道理，也的確解恨。但歷史畢竟應該求實，不能以“莫須有”之道，還治“莫須有”發明者其身。
以中國人對秦檜普遍的痛恨，他死後不久即遭道義上的鞭屍，果有充當金人內奸、間諜的鐵證，一定早被載入史冊。《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滅金而後滅宋，不存在要為金人諱及為金人間諜諱的理由。我們從信史上，實在找不到秦檜充當間諜和內奸的證據。秦檜主和，無論是迎合上意還是出於私心，總還是一種政治主張，不能以此作為定罪的根據。誣殺岳飛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說明其人陰險、專橫，不能說就是通敵。他是把岳飛作為主戰派政敵，而非作為抗金英雄來殺的。否則，他為什麼只殺岳飛，而沒有殺同樣戰功卓著的其他名將如韓世忠等人？歷史上，殺功臣名將的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廣，為衛青所逼殺 ；李陵的叔父李敢，則被霍去病暗殺。而衛青、霍去病也都是漢代抗擊匈奴的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