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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 １５ 年間，共有 ９５６ 本日文書譯成漢文 ；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 １６ 本。民國成立後 １５ 年間，日譯漢的書有 １７５９ 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 ；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 ；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 ；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１８９８ 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麼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只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像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 ；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採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併朝鮮之議。１９０９ 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併，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１８９５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鬍子。他回憶道 ：“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麼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１９０５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 ：“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 ：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 Ｃｈｉｎａ 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１８９８ 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外別無選擇 ：“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 １２９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 ３００ 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１８９８ 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麼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只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像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 ；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採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併朝鮮之議。１９０９ 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併，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１８９５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鬍子。他回憶道 ：“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麼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 Ｎａｋａｙａｍａ（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１９０５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 ：“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迴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 ：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 Ｃｈｉｎａ 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１８９８ 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外別無選擇 ：“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 １２９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 ３００ 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