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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 ；一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 ；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慾罷不能的中國情結 ：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國民政府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自以為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洲，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復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麼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 ５０ 年，收復後也超過 ５０ 年。李登輝自稱“２２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位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製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 ６０％），興建電廠，如果日本戰勝中國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復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面。１９４０ 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 １．４倍，實現了工業化。（ 楊永良 ：《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 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 ：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 伊藤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洲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遊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分量約占中國的 ８０％，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潑皮式的輕薄和鼓譟！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麼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 ：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吸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裡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乾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麼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國民政府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麼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自以為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洲，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復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麼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 ５０ 年，收復後也超過 ５０ 年。李登輝自稱“２２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位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製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 ６０％），興建電廠，如果日本戰勝中國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復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面。１９４０ 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 １．４倍，實現了工業化。（ 楊永良 ：《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 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化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 ：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 伊藤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洲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遊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分量約占中國的 ８０％，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裡行間哪有這種市井潑皮式的輕薄和鼓譟！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義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麼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 ：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吸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裡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乾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