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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彙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如果日本戰勝中國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藉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詞彙）。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 ：“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 ：“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見《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 1924 年。)
東渡扶桑 ：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鑑”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銘的話並非毫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遊牧民族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髮式都被迫改制，哪裡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麼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 ；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奢談什麼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 １０００ 多年前的“中國建築”，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裡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麼“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 ；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計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 ；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裡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 ；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 １８９６ 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 １９０６ 年就有大約 ８６００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戰勝中國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 ：“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 ：“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 見《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 1924 年。)
東渡扶桑 ：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鑑”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銘的話並非毫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遊牧民族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髮式都被迫改制，哪裡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麼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 ；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奢談什麼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 １０００ 多年前的“中國建築”，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裡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麼“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 ；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計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 ；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裡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 ；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 １８９６ 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 １９０６ 年就有大約 ８６００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如果日本戰勝中國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