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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
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
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
大戰的行動。范弗里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
將軍都接到了關於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並完全贊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說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確指示保
持一致，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的進攻行動採取了適當的限制。我專門指示範弗里特
將軍，事先未經總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同時，我希
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採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採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在任何情況下，我
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說，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著鎮定，要
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爭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我不想採取麥
克阿瑟將軍那套辦法。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面，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
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致的強烈
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
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韓戰最初六個月
內，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面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會
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並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面僅僅給下級以執行
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范弗里特將軍是完全信賴的。此外，我始終認為，對
於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
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
確處理以下兩者的關係—一方面，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
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
動進行適當的監督。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係。
當時有兩項亟待完成的任務。一項是全面掌握和領會我在華盛頓的上級賦予我的首要使
命亦即保衛日本。這意味著我必須立即重新審查目前的計劃，並使之適合於對付蘇聯可能發
動的(雖則可能性不大)進攻。另一項是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措施，貫徹
杜魯門總統堅定而明確地指出的方針，即防止將韓戰擴大成為一場全面戰爭。
為完成這兩項任務，我認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對前幾個月由參謀長聯席會議
下達的或者說由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政策派生出來的許多指示作一扼要說明。除了在遭受進
攻的情況下保衛日本這一任務之外(這是由我國政府一方賦予我的任務)，我作為在朝鮮的聯
合國軍總司令還負有其他一些任務。這些任務是：維護聯合國軍的完整；繼續在朝鮮打下去
(我認為，只要勝利的可能性較大，我們就會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
鮮局勢，如被迫放棄朝鮮，則撤往日本。還有其他一些任務仍然列在我們的計劃之中，但由
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採取了後退行動，這些任務已毫無意義。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須就範弗里特將軍今後作戰時行動自由的限
度問題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這兩件事情，又得同時採取兩個行觀。
第一個行動是，在起草出措詞嚴謹的指示信之前，要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的進攻
加以適當限制(這些指示信不僅要送給范弗里特將軍，而且還要送給喬伊將軍和斯特拉特邁
耶將軍。這些信件將扼要而明確地規定我們的各項目標和方針)。我立刻採取了這一行動，
重中了范弗里特到達的當天我曾下達過的口頭指示，並補充了這樣一條規定：“我希望，未
經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臨津江與漢江匯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
浦里)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如你認為局勢有利，則你在猶他線’(離‘懷俄明線’
有相當一段距離)以外地區發動進攻之前，務請預先向我報告。”
針對兩件事情須採取的第二個行動是草擬指示信。儘管在接到來自華盛頓的有關當前任
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
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
大戰的行動。范弗里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
將軍都接到了關於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並完全贊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說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確指示保
持一致，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的進攻行動採取了適當的限制。我專門指示範弗里特
將軍，事先未經總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同時，我希
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採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採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在任何情況下，我
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說，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著鎮定，要
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爭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我不想採取麥
克阿瑟將軍那套辦法。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面，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
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致的強烈
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
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韓戰最初六個月
內，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面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會
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並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面僅僅給下級以執行
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范弗里特將軍是完全信賴的。此外，我始終認為，對
於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
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
確處理以下兩者的關係—一方面，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
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
動進行適當的監督。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係。
當時有兩項亟待完成的任務。一項是全面掌握和領會我在華盛頓的上級賦予我的首要使
命亦即保衛日本。這意味著我必須立即重新審查目前的計劃，並使之適合於對付蘇聯可能發
動的(雖則可能性不大)進攻。另一項是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採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措施，貫徹
杜魯門總統堅定而明確地指出的方針，即防止將韓戰擴大成為一場全面戰爭。
為完成這兩項任務，我認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對前幾個月由參謀長聯席會議
下達的或者說由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政策派生出來的許多指示作一扼要說明。除了在遭受進
攻的情況下保衛日本這一任務之外(這是由我國政府一方賦予我的任務)，我作為在朝鮮的聯
合國軍總司令還負有其他一些任務。這些任務是：維護聯合國軍的完整；繼續在朝鮮打下去
(我認為，只要勝利的可能性較大，我們就會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
鮮局勢，如被迫放棄朝鮮，則撤往日本。還有其他一些任務仍然列在我們的計劃之中，但由
於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採取了後退行動，這些任務已毫無意義。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須就範弗里特將軍今後作戰時行動自由的限
度問題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這兩件事情，又得同時採取兩個行觀。
第一個行動是，在起草出措詞嚴謹的指示信之前，要對第8集團軍和南韓軍隊的進攻
加以適當限制(這些指示信不僅要送給范弗里特將軍，而且還要送給喬伊將軍和斯特拉特邁
耶將軍。這些信件將扼要而明確地規定我們的各項目標和方針)。我立刻採取了這一行動，
重中了范弗里特到達的當天我曾下達過的口頭指示，並補充了這樣一條規定：“我希望，未
經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懷俄明線’(臨津江與漢江匯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
浦里)以外地區採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如你認為局勢有利，則你在猶他線’(離‘懷俄明線’
有相當一段距離)以外地區發動進攻之前，務請預先向我報告。”
針對兩件事情須採取的第二個行動是草擬指示信。儘管在接到來自華盛頓的有關當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