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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的好處。

  我們可能要遭受慘重的傷亡(我當時估計,傷亡人數可能會達到十萬之多),因為我們要

  在朝鮮北部的所有崎嶇地形上與頑強抵抗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戰鬥。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只

  不過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區,今後若干年內還會

  有大量游擊隊活動。隨著我們自己的補給線拉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縮短。

  他們最終就會以巨大的兵力,憑藉寬闊的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我們相抗衡。我認為,只是

  把敵人壓回去而不能殲滅其相當的兵力,實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戰役結束時,我們的戰線就會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長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這條戰線的主

  要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因為,這遠遠超出了南韓軍隊的能力。接著,就會出現這樣的

  問題:美國人民會贊成保持一支扼守這條戰線所必需的龐大軍隊嗎?他們能同意為進行滿洲

  之戰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嗎?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亞洲大陸這個無底深淵所進行的一場無

  休止的戰爭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一個“不”宇。

  將軍與總統之間爭執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打全面戰爭還是打有限戰爭的問題。從某

  種意義上說,這只不過是把“勝利還是相持”的問題用更為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就

  是我們是應該全力以赴、一勞永逸地擊退“紅色浪潮”呢,還是儘量適當克制我們的行動,

  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境內?不過應當指出,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派性攻擊的人,特別是以已故參

  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進行攻擊的那些人,並不贊同在亞洲或者歐洲進行一場全面的地面

  戰爭。

  相反,他們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種早期的“美洲堡壘”理論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們在

  德國的駐軍;停止進一步向歐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項建立在退出歐亞大陸基礎之上的全

  球政策(這是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的建議);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國的利益(在麥克阿瑟的

  方案中,甚至將這一戰略運用到了遠東地區)。總之,應該建立一種美國強制下的和平,以

  便在海、空力量的庇護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護,就象在英國強制下的兩個世紀的和平時期所

  做的那樣。

  在麥克阿瑟被免除職務很久之後,這個方案才得以強行貫徹。艾森豪政府上台以

  後,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軍力量來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彈進行“大規模報復”相威脅,

  來維持現存的疆界。此時,人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向海外輸送大批地面部隊了,所以,陸

  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財政部長說,我們的財力只能支持我們打一種戰

  爭,即中場大戰。國防部長則很肯定地對我們說,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定是一場大戰。

  最後,杜魯門—麥克阿瑟之爭使當時人們尚未普遍認識的一個問題變得突出了,那就是

  在決定國家政策的問題上,文職政府是否擁有對於軍事當局的統帥權。

  就我記憶所及,在韓戰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

  先例只有那麼一次。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將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

  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

  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達命令,可是,這位將軍卻不予理睬。

  全國有半數的人都知道麥克萊倫懷有政治野心,並且知道反對林肯的那些人企圖利用這

  種野心。林肯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後,他終於被迫解除了聯邦軍最高司

  令的職務。”(關於對麥克萊倫和麥克阿瑟的詳細評論見附錄1)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歷史

  再次重演。據杜魯門先生說,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麥克阿瑟就不尊重總統的權威。

  起初,他還有所收斂,後來便越來越放肆了。最後,他即使沒有故意蔑視上級的合法命

  令,至少也是對這些命令明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杜魯門先生把麥克阿瑟的行動歸納為

  “違抗命令”。其他的人則使用了一些比較文雅的字眼,從“蔑視”到“公開反抗”等等無

  所不有。

  就象國際舞台上古往今來的一些其他偉大人物一樣,麥克阿瑟似乎常常以為,他那天生

  的、常常為其軍事成就所證明的才華,使他的判斷能力遠在他所有的同級乃至上級之上。可

  是,事情的關鍵並不在於是軍事領導人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判斷能力更高一籌,而在於以總統

  為代表的文職政府和以戰區司令為代表的軍事當局哪一個有權決定美國應當採取何種行動。

  在作出決定之前,麥克阿瑟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就某個預案是否正確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提出

  他個人的建議。但是,在總統的決定向他宣布之後再與總統爭辯,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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