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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這些結論的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所說明和肯定。這些人是:艾奇遜、馬

  歇爾、布萊德雷、謝爾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這些人都進行了宣誓。他們的

  證詞還被記錄在案。他們受到了各種詢問。最後,為了保密起見,證詞作了刪節,爾後公布

  於眾。這樣,否決麥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開事實。所以,無論是

  誰,如果再認定這些官員以及總統、副總統求“勝”的願望不如批評他們的人強烈,對國際

  形勢的看法比這些人狹隘,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決心不如這些人堅定,那就十分荒謬了。

  可是,這些說法卻曾經被人以尖銳的公開批評方式或隱晦的方式作為攻擊政府的炮彈,當

  時,拒絕批准麥克網瑟的建議被扣上了姑息養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於匿名的顛覆分子們巧妙地塞進我高級委員會的什麼“無須取勝”政策才

  導致了政府拒絕麥克阿瑟提出的方案。問題的實質在於,政府要堅持一項根本不同的政策,

  即對“勝利”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根據對世界形勢比較全面的了解對事實情況採取不同的

  觀點。

  很清楚,國家最高層的文職領導和軍事領導,由於眼界較寬,關於蘇聯原子武器的發展

  狀況有比較高級的情報來源,對於歐洲爆發全面戰爭可能產生的後果有更全面的估計,因

  而,他們對於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責任也就有一個清醒得多的認識。在他們看來,即使能在朝

  鮮取得戰區司令所追求的那種“勝利”,我們也會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過於沉重的負擔。

  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麥克阿瑟的觀點是錯誤的。這些看法正確與否,在當時都無

  法得到證明,今天亦無法證明。向總統提出建議和忠告是他們的職責,因而他們這樣做了;

  作出決定是總統的職責,因此總統定下了決心。

  政府的決定以及作出這些決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聯合國軍司令作了傳達。此外,為使重點

  突出,含意明確,總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親自致函麥克阿瑟,對政府的決定做了說

  明,所有這些爭論最終發展成為觀點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麥克阿瑟的洞察力多麼敏

  銳,他的信念卻是一部分建立在對於世界形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無疑,對於完全在他視野

  之外的國內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這個戰區司令本人對情報顯然作

  出了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當就麥克阿瑟的整個方案進行辯論時,參議員林頓.詹森

  向麥克阿瑟將軍問道:“……設想我們採納了你的方案,中國人被趕回到鴨綠江對岸,但他

  們仍然拒絕簽訂一項條約和達成一項有關他們未來命運的協議,那麼,屆時你將採取何種對

  策?”

  麥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說,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假設。

  “他們退了回去,”詹森參議員追問道,“我們將採取何種行動?”

  “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處於交戰狀態”,麥克阿瑟答道。

  麥克阿瑟對於事物的判斷有時不僅僅憑主觀的想像,他還以對情報的錯誤分析為依據。

  我認為,一九五0年十月初,在威克島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杜魯門

  總統接見了他,同他私下討論了朝鮮的形勢問題。從那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來看,麥克阿瑟估

  計,即使中國人真的參戰,他們可望在朝鮮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過五、六萬人。這意昧著

  聯合國軍可以享有二比一的優勢。可是,事實上,中國人在十一月底發動攻勢時,估計兵力

  達到了三十萬人。麥克阿瑟的這一錯誤判斷是導致他發動“聖誕節回國”攻勢的一個原因,

  這次攻勢幾乎把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

  麥克阿瑟並不總是堅信我們能夠把中國人趕出朝鮮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敵人迫使

  我撤回三八線以南的大規模進攻已結束很久,我部隊還在醫治中國人新中攻勢所造成的刨

  傷,麥克阿瑟電告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美國的決心中變(即:不派增援部隊,不對紅色中

  國實施海上封鎖,不許轟炸滿洲,以及不利用蔣軍反攻大陸),那麼,按照他的意見,“如

  無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則我軍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儘快撤離朝鮮半島。”只是在聯合

  國軍恢復了元氣、信心和鬥志並再次接近三八線之後,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粉碎了

  中國人第五次鉗形攻勢之後,人們才重又聽到了要求取得徹底的決定性勝利的呼聲。

  至於我本人,從來就不相信,如果俄國人不派兵介入戰爭中國人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

  而且,我和第8集團軍全體官兵一樣都深信,如果我們得到命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

  年春季一直推進到鴨綠江邊。然而,發動這樣一次進攻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我們所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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