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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興、于右任、陳其美等人均圍侍在病榻旁，黃興在宋教仁的耳旁大聲地說道：“鈍初，我們會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地去吧！”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淚光，然後緩緩閉上雙眼，慢慢地斷了氣。
兩條線索
“刺宋案”發生後，正在日本訪問的孫文聞訊，當即發出急電，“望黨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謀昭雪”。袁世凱得知此事後，感嘆道：“國民黨失去宋鈍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遂命擬電報，擬優恤命令；黃興與陳其美各方聯絡，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懸賞萬元緝拿兇手；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全省：“如兇手就縛，當立予賞洋一萬元，通風報信、身充眼線因而拿獲者，給洋五千元”；滬寧鐵路局認為兇案發生在火車站內，有損鐵路局聲譽，也主動懸賞五千元緝兇。
上海地方檢察廳組織警力，對兇案現場進行了調查取證，儘管現場沒有人看清兇手的長相，但地方檢察廳通過細緻的調查，還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斷。
首先，兇手行刺之時，距離宋教仁僅僅數步之遙，敢走得這麼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認識的人。其次，兇手既然與宋教仁素不相識，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兇手行刺時舉止從容，逃跑時方向明確，附近一定有藏身之處或接應之人。
地方檢察廳由此得出結論，該案是“為人買通行刺，故就性質而論，破案獲凶或非難事也”。
地方檢察廳雖然做出了破案或許並不難的判斷，但也完全沒有預料到，這件案子的破獲，竟然遠比想像中還要來得輕鬆。
第一條線索，出現於案發後的第二天，來自於六野旅館的旅客。
這位旅客向國民黨方面舉報線索，說住在六野旅館十四號房的武士英行為舉止可疑。
據該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面目兇惡，身材短小，自稱是雲南軍隊的管帶，可是平時吃穿卻非常拮据，有時還會向旅館內的其他旅客借錢。
三月二十日上午，該旅客看見武士英引領幾個陌生人走進了六野旅館，進入了十四號房，想必是商談事情。不久後，這些陌生人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把這些陌生人送走後，顯得非常高興，向該旅客借錢，說要出門去辦點事，但是沒有車費。
該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時和武士英抬頭不見低頭見，不太好意思不借，於是借給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這點錢不夠，”武士英卻說道，“我要去西門，路很遠的。”
該旅客於是又加了兩角，總共借給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點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館，找到該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幾十元錢，從中抽出一元，還給了該旅客。
“你何必還給我這麼多？”該旅客有些吃驚，也頗覺納悶，不明白武士英從何處得來了這麼多錢。
武士英卻得意洋洋地說道：“這點錢算什麼？過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戶了。”說完他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點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館，結清旅費，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離開了。
武士英這一系列奇怪的舉動，引起了該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沒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見報紙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聯想到武士英的行為，覺得其舉止甚為可疑，於是向國民黨方面舉報了這一消息。
國民黨方面得到這條線索後，沒有向司法當局報案，反而自行派出職業偵探，到六野旅館核實了這條線索，然後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條線索出現了。
第二條線索，來自於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督察長黃金榮。
二十三日這天，有一個名叫王阿發的古董商來法租界巡捕房舉報，說幾天前他到小西門外應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畫，應桂馨卻拿出一張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辦”了，如果能夠完成任務，便付給他酬洋一千元。王阿發當然不敢做殺人的勾當，於是急匆匆地離開了應家。“刺宋案”發生後，王阿發見報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與當日應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個人。他思慮再三，還是覺得應該把此事說出來，於是跑來巡捕房報案。
黃金榮沒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應桂馨扯上關係。
當日天口賭檯圍殺黃金榮失敗後，應桂馨急匆匆地趕赴南京，就任總統府庶務科長。但是不久之後，他因與人持槍械鬥，被調任到下關兵站任差，隨後又遭解職。離職後的應桂馨希望東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幫的舊部兄弟，組建了共進會，自任會長，不久後又攀附上了江蘇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電薦給北京政府。應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個月，其間由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牽線，先後受到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大總統袁世凱的接見，被委任為江蘇駐滬巡查總長，這才又大搖大擺地返回上海。
黃金榮和應桂馨舊仇頗深，但是應桂馨就任江蘇駐滬巡查總長，可謂今非昔比，所以儘管知道應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揚威地住在法租界裡，黃金榮卻拿他沒有任何辦法。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黃金榮深知眼下時局動盪，應桂馨今朝得勢攀上了高枝，保不准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時候再收拾應桂馨不遲。只是他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竟如此之快，僅僅過去了幾個月，“刺宋案”便發生了，而應桂馨則被人舉報，和這件轟動全國的大案扯上了關係。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淚光，然後緩緩閉上雙眼，慢慢地斷了氣。
兩條線索
“刺宋案”發生後，正在日本訪問的孫文聞訊，當即發出急電，“望黨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謀昭雪”。袁世凱得知此事後，感嘆道：“國民黨失去宋鈍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遂命擬電報，擬優恤命令；黃興與陳其美各方聯絡，致函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懸賞萬元緝拿兇手；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全省：“如兇手就縛，當立予賞洋一萬元，通風報信、身充眼線因而拿獲者，給洋五千元”；滬寧鐵路局認為兇案發生在火車站內，有損鐵路局聲譽，也主動懸賞五千元緝兇。
上海地方檢察廳組織警力，對兇案現場進行了調查取證，儘管現場沒有人看清兇手的長相，但地方檢察廳通過細緻的調查，還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斷。
首先，兇手行刺之時，距離宋教仁僅僅數步之遙，敢走得這麼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認識的人。其次，兇手既然與宋教仁素不相識，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兇手行刺時舉止從容，逃跑時方向明確，附近一定有藏身之處或接應之人。
地方檢察廳由此得出結論，該案是“為人買通行刺，故就性質而論，破案獲凶或非難事也”。
地方檢察廳雖然做出了破案或許並不難的判斷，但也完全沒有預料到，這件案子的破獲，竟然遠比想像中還要來得輕鬆。
第一條線索，出現於案發後的第二天，來自於六野旅館的旅客。
這位旅客向國民黨方面舉報線索，說住在六野旅館十四號房的武士英行為舉止可疑。
據該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面目兇惡，身材短小，自稱是雲南軍隊的管帶，可是平時吃穿卻非常拮据，有時還會向旅館內的其他旅客借錢。
三月二十日上午，該旅客看見武士英引領幾個陌生人走進了六野旅館，進入了十四號房，想必是商談事情。不久後，這些陌生人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把這些陌生人送走後，顯得非常高興，向該旅客借錢，說要出門去辦點事，但是沒有車費。
該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時和武士英抬頭不見低頭見，不太好意思不借，於是借給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這點錢不夠，”武士英卻說道，“我要去西門，路很遠的。”
該旅客於是又加了兩角，總共借給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點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館，找到該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幾十元錢，從中抽出一元，還給了該旅客。
“你何必還給我這麼多？”該旅客有些吃驚，也頗覺納悶，不明白武士英從何處得來了這麼多錢。
武士英卻得意洋洋地說道：“這點錢算什麼？過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戶了。”說完他便離開了旅館。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點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館，結清旅費，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離開了。
武士英這一系列奇怪的舉動，引起了該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沒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見報紙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聯想到武士英的行為，覺得其舉止甚為可疑，於是向國民黨方面舉報了這一消息。
國民黨方面得到這條線索後，沒有向司法當局報案，反而自行派出職業偵探，到六野旅館核實了這條線索，然後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條線索出現了。
第二條線索，來自於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督察長黃金榮。
二十三日這天，有一個名叫王阿發的古董商來法租界巡捕房舉報，說幾天前他到小西門外應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畫，應桂馨卻拿出一張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辦”了，如果能夠完成任務，便付給他酬洋一千元。王阿發當然不敢做殺人的勾當，於是急匆匆地離開了應家。“刺宋案”發生後，王阿發見報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與當日應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個人。他思慮再三，還是覺得應該把此事說出來，於是跑來巡捕房報案。
黃金榮沒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應桂馨扯上關係。
當日天口賭檯圍殺黃金榮失敗後，應桂馨急匆匆地趕赴南京，就任總統府庶務科長。但是不久之後，他因與人持槍械鬥，被調任到下關兵站任差，隨後又遭解職。離職後的應桂馨希望東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幫的舊部兄弟，組建了共進會，自任會長，不久後又攀附上了江蘇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電薦給北京政府。應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個月，其間由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牽線，先後受到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大總統袁世凱的接見，被委任為江蘇駐滬巡查總長，這才又大搖大擺地返回上海。
黃金榮和應桂馨舊仇頗深，但是應桂馨就任江蘇駐滬巡查總長，可謂今非昔比，所以儘管知道應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揚威地住在法租界裡，黃金榮卻拿他沒有任何辦法。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黃金榮深知眼下時局動盪，應桂馨今朝得勢攀上了高枝，保不准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時候再收拾應桂馨不遲。只是他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竟如此之快，僅僅過去了幾個月，“刺宋案”便發生了，而應桂馨則被人舉報，和這件轟動全國的大案扯上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