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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客在醉鄉榭一待便是一年半的時間,這期間有兩個故人來找過他。

  第一個來找他的故人是賀謙。

  胡客在醉鄉榭待了將近半年之時,便到了快過年的時候。賀謙就是在這時找來了醉鄉榭。

  賀謙是特意來尋找胡客。

  離開井山後,賀謙不願再替任何人做事。他聽聞廣州、佛山等地武風盛行,於是南下佛山開了一家小武館,以教人習武為生,生意雖然冷淡,倒也能將就著過日子。

  離過年還有一個月,佛山城內家家戶戶早已年意濃濃,賀謙倒有幾分羨慕,不由得冒出了找親故之人聚一聚的想法。他是從刺客道出來的,想來想去,只想到了胡客。他決定找胡客見上一面,畢竟大半年前在井山分道揚鑣時,兩人是不告而別。

  賀謙知道胡客從小在衡州府的清泉縣長大,於是找去了清泉縣,但沒有打聽到胡客的下落。

  他又去衡州城四處打聽,偶然聽到當地的小混混說,長沙城裡的醉鄉榭有個三頭六臂的厲害人物,把當地的地痞流氓收拾得服服帖帖。賀謙覺得好奇,於是找來了長沙府的醉鄉榭。

  故人相見,兩人縱情痛飲,談起以往刺客道和御捕門的種種軼事,都是唏噓不已,感慨萬千。賀謙還刻意提到了索克魯,覺得很對不起這位曾經的御捕門總捕頭,畢竟索克魯曾悉心栽培他,把他當作御捕門的接班人來培養。雖說他是刺客道天層的人,但畢竟在御捕門待了整整十五年,與索克魯朝夕相處,最後叛出了御捕門,難免會有愧疚之意。

  賀謙在醉鄉榭待了五天。

  在這五天裡,他每天都和胡客切磋。兩人空手較量,較量之時都用了全力。賀謙很想贏胡客一次,可最終還是未能如願。

  “以你的身手,”賀謙說道,“如果去佛山的話,那邊所有的武館就該關門歇業了。”

  胡客淡淡地笑了笑。

  年關一過,賀謙便與胡客告辭,離開了醉鄉榭。

  第二個找來的故人,則是杜心五。

  杜心五是在開春後找來醉鄉榭的。

  當時“刺宋案”已經發生,杜心五參加完宋教仁的喪事後,深感世道黑暗,猶勝滿清之時。他一心幫扶革命大業,原以為能換來一個朗朗乾坤,沒想到在新政府的統治下,世道甚至還不如滿清朝廷當政之時。憂憤交加之下,杜心五辭去了所有職務,打算回歸故鄉,就此隱居。

  杜心五的故鄉在湖南省慈利縣,回家時途經長沙府,像賀謙一樣,聽聞醉鄉榭有個很能打的人。他是武術界的宗師,是青洪幫的“雙龍頭”,一時手癢,想來會一會這個很能打的人,沒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這次會面後,杜心五每隔一兩個月,便來找胡客一次,兩人敘舊論武,倒也樂得自在。

  杜心五雖然隱居市井,但心中仍然關心國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發時,他在醉鄉榭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只因長沙是省城,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前線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為導火索而爆發的一場討袁戰爭,但由於軍政實力過於懸殊,討袁軍從一開始便節節敗退,只勉強堅持了一個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孫文、黃興和陳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時,已是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沒有想到,這場起初鬧得轟轟烈烈的討袁戰爭,竟然這麼快便以潰敗收場。他來的時候情緒激昂,離開的時候卻是無比失望。

  這次離開後,或許是因為意志消沉,此後的三個多月里,杜心五沒有再來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現身於醉鄉榭時,已是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這一次前來,不是為了敘舊論武,而是想拜託胡客一件事。

  他想請胡客出山,替他殺一個人。

  “應桂馨。”杜心五說出了刺殺的目標。

  “姓應的殺害了鈍初,現今卻逍遙法外。”杜心五說出了刺殺應桂馨的原因,“國民黨現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應的,但總須有一個法子,讓姓應的付出代價,以命償命,以祭奠鈍初在天之靈。”

  鈍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殺應桂馨,歸根結底,正是因為九個月前發生在上海火車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當初袁世凱軟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黨兌現之前作出的承諾,準備舉袁世凱為大總統。為限制袁世凱的總統權力,孫文在卸任之前,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隨後辭去大總統職務,投身鐵路實業建設。黃興自言“難可自我發,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後辭去南京留守,隱居於上海,不問政事。

  至此,同盟會的元老級人物中,唯有宋教仁還在為政治和國事呼號奔走。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內閣因為職權得不到保障,根本無法有效地限制總統的權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深知必須建立一個與總統權力相制衡的責任內閣制,而責任內閣制的核心在於議會政治,議會政治的重心則在於政黨制衡。彼時同盟會還帶有一定的草莽氣息,各地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竟多有三百餘個,可謂黨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極為混亂。正因為如此,宋教仁決定“毀黨造黨”,以同盟會為基礎,吸納一些其他黨派,改組成立一個帶有建設性質的議會型政黨,“從事於憲法國會之運動,立於代表國民監督政治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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