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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以載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經遠去？
劉：是的，“文以載道”的年代早已遠去，商業時代已經到來。尤其是網絡的出現，使文學的功能在一夜之間倒退到印刷術發明之前。正是因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責任。不能助紂為虐，要有高尚品格。記得余華在一篇談論長篇小說寫作的隨筆中這樣寫道：“當作家繼續第二天寫作的時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問問自己，我是否具備了高尚的品格與意志？”我覺得這樣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稱謂。這也是中國千百年流傳下來的人文傳統，這種精神不會被商業時代徹底消滅。
第五部分憤怒是一種青春期的生理反應
任：你在寫作中涉及戰爭的原因是出於人道主義，還是在對戰爭行為進行反思？
劉：戰爭不是什麼好現象，但一個健康的民族不應該懼怕戰爭，更不應該迴避談論戰爭。戰爭是一種深刻的愛國主義行為，沒有愛國主義就沒有戰爭。《戰士》涉及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講述的是和平年代的當代士兵，他們的生存狀態及精神面貌。從本質上說，他們都是祖國的優秀兒女。他們之所以言語反常並渴望戰爭，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軍人，而是因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過於強烈。
任：“戰爭”、“叛逆”、“搖滾樂”，這曾經是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憤怒青年的事業，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個人氣質和形象，與那個年代具有某種精神上的暗合，國內有人把你稱為“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稱作“憤怒文學”，對此你有何感想？
劉：“憤怒”是一個男人成長發育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階段，否則他就不是人。憤怒是一種青春期的生理反應。沒有“憤怒”過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一樣。憤怒與否表明了他是否熱愛祖國、是否具有“愛國主義”精神。英國心理學家MCDOUGAII說得非常好，他說“愛國主義就是人類本能情緒中的恐懼、憤怒、愛與自負，在後天以祖國為中心結合而成的一種情感”。至於評論家所言及的“憤怒作家”、“憤怒文學”，那是他們的事情，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任：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憤怒建立在徹底的虛無和否定的基礎上，我注意到你的憤怒與“嬉皮運動”時期的“憤怒”明顯地有所不同。你的“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會不會消減“憤怒”的力量？
劉：理性介入讓憤怒變得合情、合理、合法，讓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嗎？
劉：沒有。
任：你會將憤怒進行到底嗎？艾倫·金斯伯格在告別憤怒之後穿上西裝那天，他說沒想到自己穿西裝會有這麼好看，你是否會穿上西裝？
劉：我穿西裝去幹什麼呢？
第三部分：劉健知道你們最希望看到什麼
任：你是從解放軍藝術學院出來的，在軍事文學領域，你曾經就讀的這所學校被譽為“ 殿堂”，是什麼事情使你選擇了離開殿堂？
劉：“軍藝”是個挺不錯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閻連科、柳建偉等等吧。閻連科曾經說，“軍藝文學系裡插根筷子都能發芽”。他的話很有道理，問題是發芽之後能否成長為參天大樹？發芽不見得總是好事，姜發芽就不辣了。離開軍隊是因為我覺得那兒太衣食無憂了，人會變懶的，而且還有一些煩瑣的清規戒律。譬如我寫《戰士》一稿期間，跟軍校的作息時間嚴重衝突。我喜歡晚上幹活，可學校規定過10點就得熄燈。後來我在魏公村租了間房子，秘密的，他們不知道。晚上熄燈後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開放在床鋪上，裡面用東西給頂著，然後把背包繩系在窗戶上，拉著繩子往下爬，跑到租來的房子裡寫東西。天快亮的時候回來，拉著繩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隊長查鋪，掀開我的被子看到裡面放了個籃球，害得我寫檢討在全班同學面前朗誦一遍才算天下太平。離開軍校，是因為我不適合過那種生活。
任：說走就走了？
劉：（笑）被關了9天禁閉。離開的時候校保衛處負責把我從北京押送邊疆，上火車之後我心裏面難過極了，跟罪犯似的，怎麼有臉面對江東父老？我決定一跑了之，等將來有點兒出息了再回去。列車到武昌站，我裝著下車買東西，撒腿就跑。結果被軍官追了回來，上車之後差點兒把我銬在車門上。車到邊疆，迎接我的軍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擔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進了禁閉室。（笑）……
任：你剛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國文壇莫言如日中天。你們師出同門，寫作上是否受到過莫言的影響？
劉：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歲，拿個“諾貝爾”。在學校的時候，我們稱他為 “莫爺”，據說莫爺當年實在是威風，寫的東西連錯別字都照發。莫爺當年為了擺脫作息時間的衝突，曾經在熄燈之後搬把椅子到水房裡點著蠟燭寫東西，他的刻苦和勤奮是我的榜樣。
任：莫言的作品是否對你的寫作產生過影響？
劉：是的，“文以載道”的年代早已遠去，商業時代已經到來。尤其是網絡的出現，使文學的功能在一夜之間倒退到印刷術發明之前。正是因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責任。不能助紂為虐，要有高尚品格。記得余華在一篇談論長篇小說寫作的隨筆中這樣寫道：“當作家繼續第二天寫作的時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問問自己，我是否具備了高尚的品格與意志？”我覺得這樣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稱謂。這也是中國千百年流傳下來的人文傳統，這種精神不會被商業時代徹底消滅。
第五部分憤怒是一種青春期的生理反應
任：你在寫作中涉及戰爭的原因是出於人道主義，還是在對戰爭行為進行反思？
劉：戰爭不是什麼好現象，但一個健康的民族不應該懼怕戰爭，更不應該迴避談論戰爭。戰爭是一種深刻的愛國主義行為，沒有愛國主義就沒有戰爭。《戰士》涉及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講述的是和平年代的當代士兵，他們的生存狀態及精神面貌。從本質上說，他們都是祖國的優秀兒女。他們之所以言語反常並渴望戰爭，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軍人，而是因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過於強烈。
任：“戰爭”、“叛逆”、“搖滾樂”，這曾經是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憤怒青年的事業，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個人氣質和形象，與那個年代具有某種精神上的暗合，國內有人把你稱為“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稱作“憤怒文學”，對此你有何感想？
劉：“憤怒”是一個男人成長發育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階段，否則他就不是人。憤怒是一種青春期的生理反應。沒有“憤怒”過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一樣。憤怒與否表明了他是否熱愛祖國、是否具有“愛國主義”精神。英國心理學家MCDOUGAII說得非常好，他說“愛國主義就是人類本能情緒中的恐懼、憤怒、愛與自負，在後天以祖國為中心結合而成的一種情感”。至於評論家所言及的“憤怒作家”、“憤怒文學”，那是他們的事情，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任：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憤怒建立在徹底的虛無和否定的基礎上，我注意到你的憤怒與“嬉皮運動”時期的“憤怒”明顯地有所不同。你的“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會不會消減“憤怒”的力量？
劉：理性介入讓憤怒變得合情、合理、合法，讓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嗎？
劉：沒有。
任：你會將憤怒進行到底嗎？艾倫·金斯伯格在告別憤怒之後穿上西裝那天，他說沒想到自己穿西裝會有這麼好看，你是否會穿上西裝？
劉：我穿西裝去幹什麼呢？
第三部分：劉健知道你們最希望看到什麼
任：你是從解放軍藝術學院出來的，在軍事文學領域，你曾經就讀的這所學校被譽為“ 殿堂”，是什麼事情使你選擇了離開殿堂？
劉：“軍藝”是個挺不錯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閻連科、柳建偉等等吧。閻連科曾經說，“軍藝文學系裡插根筷子都能發芽”。他的話很有道理，問題是發芽之後能否成長為參天大樹？發芽不見得總是好事，姜發芽就不辣了。離開軍隊是因為我覺得那兒太衣食無憂了，人會變懶的，而且還有一些煩瑣的清規戒律。譬如我寫《戰士》一稿期間，跟軍校的作息時間嚴重衝突。我喜歡晚上幹活，可學校規定過10點就得熄燈。後來我在魏公村租了間房子，秘密的，他們不知道。晚上熄燈後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開放在床鋪上，裡面用東西給頂著，然後把背包繩系在窗戶上，拉著繩子往下爬，跑到租來的房子裡寫東西。天快亮的時候回來，拉著繩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隊長查鋪，掀開我的被子看到裡面放了個籃球，害得我寫檢討在全班同學面前朗誦一遍才算天下太平。離開軍校，是因為我不適合過那種生活。
任：說走就走了？
劉：（笑）被關了9天禁閉。離開的時候校保衛處負責把我從北京押送邊疆，上火車之後我心裏面難過極了，跟罪犯似的，怎麼有臉面對江東父老？我決定一跑了之，等將來有點兒出息了再回去。列車到武昌站，我裝著下車買東西，撒腿就跑。結果被軍官追了回來，上車之後差點兒把我銬在車門上。車到邊疆，迎接我的軍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擔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進了禁閉室。（笑）……
任：你剛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國文壇莫言如日中天。你們師出同門，寫作上是否受到過莫言的影響？
劉：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歲，拿個“諾貝爾”。在學校的時候，我們稱他為 “莫爺”，據說莫爺當年實在是威風，寫的東西連錯別字都照發。莫爺當年為了擺脫作息時間的衝突，曾經在熄燈之後搬把椅子到水房裡點著蠟燭寫東西，他的刻苦和勤奮是我的榜樣。
任：莫言的作品是否對你的寫作產生過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