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頁
任：為什麼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劉：那東西沒意思，謀生而已。
任：《戰士》的開頭第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勁兒，讓我想起《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開頭。你的語言風格挺西化的，常常出人意料，這是不是受了國外作品的影響？
劉：說不清楚，我看的書很雜。前段時間看《封神演義》，這幾天看霍金的《時間簡史》。如果《戰士》跟某本小說的開頭類似，那可能是大家想到一塊兒去了。類似情況在1999 年也有過一次，當時我打算寫部中篇，名字就叫《像劉健一樣瘋狂》。寫到一半，在《小說界》上看到《像衛慧一樣瘋狂》。後來我看《亨利·米勒全集》，在米勒的創作年表上看到他早在1920年就寫了《像米勒一樣瘋狂》。
任：你寫作《戰士》是出於什麼樣的一種動機？
劉：最初我沒有任何動機，不過是賭了口氣。
第五部分一種無奈的選擇
任：後來呢？
劉：（笑）可能與性別有關。男孩子吧，大都想在年輕時代做點有名堂的事情出來，博得男女老少對自己英雄行為的讚美。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青春年華被一些嘻嘻哈哈的無聊事情打發掉並且堅信自己能有所作為，追求的是死後能進入教科書的那種，心裏面有一種追求不朽的衝動。
任：聽起來挺嚇人的，《戰士》你總共寫了多長時間？
劉：從1999年冬天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了兩三年，其間被退役、謀生等等亂七八糟的事情耽誤了不少時間。
任：寫作期間，生存壓力有沒有使你產生過放棄的念頭？
劉：每面對一次生存危機，我堅持到底的信念就會比上一次更加堅定。
任：你每天大概寫多少字？
劉：沒統計過。順手了一天一夜能寫萬把字兒，不順手的時候在屋子裡憋上好幾天，還是寫不出一段令自己感到滿意的話。不順手了我出去找點兒活干，順手了我連飯都不願吃。吃飽了就思維僵滯，飢餓狀態下思維活躍。
任：北京是中國的“文化中心”、“藝術之都”，很多文藝青年都在往首都擠，你為什麼反行其道，從北京來到了上海？
劉：北京的確是個不錯的地方，蒼茫、大氣，又不失繁榮與靈性。特別是秋天，空氣里充滿了抒情的味道，街頭景象美麗得令人連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藝術氛圍也特別濃，如果那兒的樹葉能當飯吃就好了。
任：喜歡上海嗎？
劉：上海很可愛，也很先進。
任：你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是否感到滿意？
劉：十分滿意。生活狀態無非就是物質和精神什麼的，我是一個對物質生活沒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餓就滿足了。物質不是最重要的，對於從事寫作的人來說，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質上要知足。物質欲望的誘惑是強大並且無限的，一定要具備抵制這種誘惑的能力。斯賓諾沙為了寫作《倫理學》，曾經在異國他鄉隱姓埋名數十載，以磨眼鏡片為生。
任：你覺得自己眼下有什麼問題需要面對嗎？
劉：可能是如何對待自由這個問題了。退役之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過的自由，跟任何單位都沒了關係，再也沒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徹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能享受並駕馭自由的人並不多。只有意志與品德都能經得起考驗的人，才有資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憤怒是一種青春期生理反應
任：你的經歷比較特別，從一個因為企圖組建搖滾樂隊而退學的中學生到士兵，在邊疆服役四載之後考入軍校，然後再次選擇了退學、退役。《戰士》是以第一人稱寫的，主人公就叫“劉健”，書裡面的故事都是你親身經歷的嗎？你在小說裡面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讓小說讀起來更真實？
劉：虛構，本故事純屬虛構。《戰士》是長篇小說，不是紀實文學。在文本中使用作者姓名作為主人公名字，並不是由我獨創，國內外都有先例。別人為什麼這樣做，我不知道。我這麼幹，不是為了使小說讀起來更真實，而是出於“盡最大可能減少閱讀障礙”的前提考慮，讓讀者、作者和作品這三者的關係變得親近、平等、自然。不但在小說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我不會讓漢語中夾雜英文。此外，《戰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強”的命運將由讀者決定，這等於給讀者提供了顛覆作品與作者的機會和權利。
任：豐富的生活經歷給你提供了創作的靈感與素材，眼下，文壇“70後”的作家大都開始從社會大背景退出，轉向私人化寫作。應當說，這種轉變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作家那裡就已經開始了。而你的《戰士》選擇的卻是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宏大背景。你為何逆流而上，選擇了宏大敘事？
劉：首先我要說的是，在我心中，“70後”壓根兒就沒存在過，那只是一幫用淺薄的早慧和早熟來玷污“七十年代”聲譽的文化混混，表達的大都是病態、慾念之類。他們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廢品。真正的“70後”還沒浮出水面。說起中國作家從“宏大敘事 ”轉入“私人化寫作”這個潮流，我們必須要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向內轉”的行為並不是一種自覺選擇，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種潮流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沒有傑作，只有災難。個別作家自圓其說，說“私人化寫作”是對生活、商業、權威、意識形態等等的消解。說得不錯，是消解了，關鍵是誰把誰給消解了？試圖“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覺得他們之所以選擇“私人化寫作”就是因為缺乏駕馭“宏大敘事”的意志、才華、技巧與能力。
劉：那東西沒意思，謀生而已。
任：《戰士》的開頭第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勁兒，讓我想起《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開頭。你的語言風格挺西化的，常常出人意料，這是不是受了國外作品的影響？
劉：說不清楚，我看的書很雜。前段時間看《封神演義》，這幾天看霍金的《時間簡史》。如果《戰士》跟某本小說的開頭類似，那可能是大家想到一塊兒去了。類似情況在1999 年也有過一次，當時我打算寫部中篇，名字就叫《像劉健一樣瘋狂》。寫到一半，在《小說界》上看到《像衛慧一樣瘋狂》。後來我看《亨利·米勒全集》，在米勒的創作年表上看到他早在1920年就寫了《像米勒一樣瘋狂》。
任：你寫作《戰士》是出於什麼樣的一種動機？
劉：最初我沒有任何動機，不過是賭了口氣。
第五部分一種無奈的選擇
任：後來呢？
劉：（笑）可能與性別有關。男孩子吧，大都想在年輕時代做點有名堂的事情出來，博得男女老少對自己英雄行為的讚美。不願意眼睜睜地看著青春年華被一些嘻嘻哈哈的無聊事情打發掉並且堅信自己能有所作為，追求的是死後能進入教科書的那種，心裏面有一種追求不朽的衝動。
任：聽起來挺嚇人的，《戰士》你總共寫了多長時間？
劉：從1999年冬天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了兩三年，其間被退役、謀生等等亂七八糟的事情耽誤了不少時間。
任：寫作期間，生存壓力有沒有使你產生過放棄的念頭？
劉：每面對一次生存危機，我堅持到底的信念就會比上一次更加堅定。
任：你每天大概寫多少字？
劉：沒統計過。順手了一天一夜能寫萬把字兒，不順手的時候在屋子裡憋上好幾天，還是寫不出一段令自己感到滿意的話。不順手了我出去找點兒活干，順手了我連飯都不願吃。吃飽了就思維僵滯，飢餓狀態下思維活躍。
任：北京是中國的“文化中心”、“藝術之都”，很多文藝青年都在往首都擠，你為什麼反行其道，從北京來到了上海？
劉：北京的確是個不錯的地方，蒼茫、大氣，又不失繁榮與靈性。特別是秋天，空氣里充滿了抒情的味道，街頭景象美麗得令人連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藝術氛圍也特別濃，如果那兒的樹葉能當飯吃就好了。
任：喜歡上海嗎？
劉：上海很可愛，也很先進。
任：你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是否感到滿意？
劉：十分滿意。生活狀態無非就是物質和精神什麼的，我是一個對物質生活沒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餓就滿足了。物質不是最重要的，對於從事寫作的人來說，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質上要知足。物質欲望的誘惑是強大並且無限的，一定要具備抵制這種誘惑的能力。斯賓諾沙為了寫作《倫理學》，曾經在異國他鄉隱姓埋名數十載，以磨眼鏡片為生。
任：你覺得自己眼下有什麼問題需要面對嗎？
劉：可能是如何對待自由這個問題了。退役之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過的自由，跟任何單位都沒了關係，再也沒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徹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能享受並駕馭自由的人並不多。只有意志與品德都能經得起考驗的人，才有資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憤怒是一種青春期生理反應
任：你的經歷比較特別，從一個因為企圖組建搖滾樂隊而退學的中學生到士兵，在邊疆服役四載之後考入軍校，然後再次選擇了退學、退役。《戰士》是以第一人稱寫的，主人公就叫“劉健”，書裡面的故事都是你親身經歷的嗎？你在小說裡面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讓小說讀起來更真實？
劉：虛構，本故事純屬虛構。《戰士》是長篇小說，不是紀實文學。在文本中使用作者姓名作為主人公名字，並不是由我獨創，國內外都有先例。別人為什麼這樣做，我不知道。我這麼幹，不是為了使小說讀起來更真實，而是出於“盡最大可能減少閱讀障礙”的前提考慮，讓讀者、作者和作品這三者的關係變得親近、平等、自然。不但在小說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我不會讓漢語中夾雜英文。此外，《戰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強”的命運將由讀者決定，這等於給讀者提供了顛覆作品與作者的機會和權利。
任：豐富的生活經歷給你提供了創作的靈感與素材，眼下，文壇“70後”的作家大都開始從社會大背景退出，轉向私人化寫作。應當說，這種轉變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作家那裡就已經開始了。而你的《戰士》選擇的卻是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宏大背景。你為何逆流而上，選擇了宏大敘事？
劉：首先我要說的是，在我心中，“70後”壓根兒就沒存在過，那只是一幫用淺薄的早慧和早熟來玷污“七十年代”聲譽的文化混混，表達的大都是病態、慾念之類。他們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廢品。真正的“70後”還沒浮出水面。說起中國作家從“宏大敘事 ”轉入“私人化寫作”這個潮流，我們必須要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向內轉”的行為並不是一種自覺選擇，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種潮流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沒有傑作，只有災難。個別作家自圓其說，說“私人化寫作”是對生活、商業、權威、意識形態等等的消解。說得不錯，是消解了，關鍵是誰把誰給消解了？試圖“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覺得他們之所以選擇“私人化寫作”就是因為缺乏駕馭“宏大敘事”的意志、才華、技巧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