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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數將盡 紅旗插上國會大廈(3)
在更靠東的地方，蘇軍近衛第39步兵師向施普雷河進發，利用一座殘存的橋體，在西岸占領了一處據點。隨後，他們與那裡的德軍展開激烈的逐屋逐街道的爭奪戰。當時，為了肅清德軍的抵抗，快速抵達柏林，爭奪“主要的戰利品”———國會大廈，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隊在進入某個地區之前，往往首先使用重炮火力對當地的德國守軍予以殲滅。根據編制，平均每個突擊班配備的野戰炮不少於3～4門。在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作戰區域裡，科涅夫命令列柳申科的部隊改變進攻方向，朝著柏林西部挺進，由機械化第10軍進攻駐有2萬德軍的萬塞，最遲在4月28日拿下這座要塞，同時命令機械化第6軍向布蘭登堡快速挺進。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作戰區域內，突擊第3集團軍接到命令向德國總理府西側的動物園發起進攻，與成功奪取蘭德維爾運河的崔可夫的近衛第8集團軍取得聯繫。4月27日結束時，駐守柏林的德軍手裡只剩下東西長16公里、最寬不超過5.5公里的狹長地帶。
柏林城似乎到了末日。所有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毀壞，沒有絲毫的生氣。市民們蜷縮在地下室和掩體內，許多人被坍塌的天花板和牆壁砸死在裡面。他們即使躲過了蘇軍的首輪炮火攻擊，也會很快被紅軍從藏身之處驅逐出來，成群結隊地趕進臨時搭建的審訊中心，有的則被蘇軍的火焰噴射器活活燒死。在蘇軍還沒有到達的街區，兇殘的納粹黨衛軍到處搜捕逃兵，迅速用繩子把他們捆起來，吊死在附近的街燈柱子上，或者乾脆將他們就地槍決。
所有柏林市民，尤其是婦女，對於蘇軍非常恐懼，她們驚恐不安地等待著最糟糕的事情發生。實際上，在很多戰鬥中，蘇軍的行為並不像傳說的那樣可怕。皮婭·霍芬是舍訥貝格的一名家庭主婦，她和幾個鄰居主婦正在為藏在地窖里的家人準備飯菜時，突然衝進來很多蘇軍。她這樣描述道：“我默默地舉起雙臂，一隻手拿著刀子，另一隻手拿著西紅柿。但是，全副武裝的紅軍僅僅用德語問道：‘這裡有士兵嗎？有國民衝鋒隊員嗎？有槍枝嗎？’”當她和其他主婦搖頭表示否認後，這些蘇軍拿走了她們的手錶，隨後就離開了，走時還說‘表現不錯’。”其他的柏林市民，那些千方百計地在柏林城內存活下來的猶太人在蘇軍面前顯得更加輕鬆，西格蒙德·韋爾特林格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和家人一直躲藏在一個朋友那裡。當時，蘇軍走進他們躲藏的住宅，一名軍官高聲喊道：“我們並不野蠻，我們會善待你們。”然而，他們在發現幾支藏匿的左輪手槍和一些丟棄的軍裝後，就讓住宅里的人們站成一排準備槍斃。西格蒙德向前邁出一步，解釋說他們一家都是猶太人。西格蒙德後來向他的朋友瑞恩這樣講述道：
那名青年軍官笑了笑，搖了搖頭，做了一個割斷喉嚨的手勢，說到現在不可能會有猶太人存活下來了。西格蒙德反覆重申自己是猶太人。他看了一下那些靠牆站立著的人。就在幾個星期前，他們中的一些人原本可以告發他，因為他們知道他的藏身處，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此刻，西格蒙德大聲辯解說：“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把我和家人藏在這間屋子裡，我不能容忍你們傷害他們。這些槍枝是國民衝鋒隊遺棄在這裡的，與他們無關。”他的極力辯解救了所有人的命。這些德國人開始和蘇聯人相互擁抱。我們簡直高興極了！那個蘇軍軍官給我們拿來了食物和飲料，站在一邊注視著我，還催我們快吃。”
但是，並非所有的柏林市民與蘇軍的交往都這樣令人高興。蘇軍第一輪攻擊結束後，接踵而來的是蘇軍的雜牌部隊。他們不像先遣部隊那樣嚴守軍紀，珍惜自己的軍人榮譽。他們通常由囚犯組成，對於德語一無所知，並且蔑視這種語言，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城區橫衝直撞，隨意搶劫、殺人，甚至強姦婦女。
截至此時，德軍整個防線混亂不堪。儘管通信系統還在運轉，但收到的卻是來自各方的令人困惑的命令，它們通常相互矛盾。希特勒不再從藏身的地下室里發出命令，而是不停地打聽消息：施坦因納現在什麼地方？溫克現在什麼地方？他們還要多長時間才能趕來拯救柏林？4月25日，當陸軍總參謀部助理參謀長埃里希·德特勒弗森將軍前往元首的地下室時，發現一切都亂了套：門口竟然沒有人站崗，沒有人檢查他的公文包或搜查他是否攜帶武器（從1944年7月20日以來，這已經成為一套嚴格的程序），空瓶子隨意丟棄在狹小的屋內，警衛人員只不過在地下室入口外挖了一道壕溝。最近幾天，希特勒的情緒波動很大，忽而灰心絕望，決定結束生命，忽而又近乎瘋狂地期盼溫克儘快前來拯救柏林。漢娜·萊契是一名非常漂亮的女飛行員，也是最值得希特勒信賴的一個朋友。她回憶當時希特勒“在地下室里焦急地走來走去，手裡揮舞著一張被手汗浸濕得快要碎掉的公路地圖。只要有人在場，他就與他們一道策劃著名溫克的作戰方案。”
氣數將盡 紅旗插上國會大廈(4)
事實上，溫克根本沒有打算花費太大精力抵達柏林，他當然救不了希特勒。當地下室的人們逐漸開始對溫克的忠誠產生懷疑時，希特勒的“忠誠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正在積極謀求與盟國實現媾和，而後聯手對付蘇聯。4月25日，美國駐瑞典大使向美國政府報告，收到希姆萊希望進行和談的請求，並且將電報原文轉發給美國國務院。於是，剛上任13天的杜魯門總統為此事專門來到五角大樓。希姆萊在電文中稱，希特勒如今已經病入膏肓，過不了幾天就會死去。即便不是這樣，他也沒有幾天的活頭了。希姆萊自願投降，但只會向西方盟軍投降，絕不向蘇軍投降。伯納多特問希姆萊，如果盟國拒絕受降，他該怎麼辦。對方回答：“那我就到東線指揮作戰，直到戰死。”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杜魯門通過保密電話，語氣平靜地告訴邱吉爾：“我們不能接受（希姆萊）這種建議，這樣做會敗壞我們的名聲。我們已經和蘇聯人達成協議，不能夠單獨接受媾和。”邱吉爾也表示贊同。這件事就這樣擱淺了。當史達林接到英國和美國方面的通知，獲悉希萊姆的和談建議以及美英的共同反應後，表示非常感謝，並承諾“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紅軍將繼續對柏林施加壓力”。
在更靠東的地方，蘇軍近衛第39步兵師向施普雷河進發，利用一座殘存的橋體，在西岸占領了一處據點。隨後，他們與那裡的德軍展開激烈的逐屋逐街道的爭奪戰。當時，為了肅清德軍的抵抗，快速抵達柏林，爭奪“主要的戰利品”———國會大廈，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隊在進入某個地區之前，往往首先使用重炮火力對當地的德國守軍予以殲滅。根據編制，平均每個突擊班配備的野戰炮不少於3～4門。在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作戰區域裡，科涅夫命令列柳申科的部隊改變進攻方向，朝著柏林西部挺進，由機械化第10軍進攻駐有2萬德軍的萬塞，最遲在4月28日拿下這座要塞，同時命令機械化第6軍向布蘭登堡快速挺進。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作戰區域內，突擊第3集團軍接到命令向德國總理府西側的動物園發起進攻，與成功奪取蘭德維爾運河的崔可夫的近衛第8集團軍取得聯繫。4月27日結束時，駐守柏林的德軍手裡只剩下東西長16公里、最寬不超過5.5公里的狹長地帶。
柏林城似乎到了末日。所有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毀壞，沒有絲毫的生氣。市民們蜷縮在地下室和掩體內，許多人被坍塌的天花板和牆壁砸死在裡面。他們即使躲過了蘇軍的首輪炮火攻擊，也會很快被紅軍從藏身之處驅逐出來，成群結隊地趕進臨時搭建的審訊中心，有的則被蘇軍的火焰噴射器活活燒死。在蘇軍還沒有到達的街區，兇殘的納粹黨衛軍到處搜捕逃兵，迅速用繩子把他們捆起來，吊死在附近的街燈柱子上，或者乾脆將他們就地槍決。
所有柏林市民，尤其是婦女，對於蘇軍非常恐懼，她們驚恐不安地等待著最糟糕的事情發生。實際上，在很多戰鬥中，蘇軍的行為並不像傳說的那樣可怕。皮婭·霍芬是舍訥貝格的一名家庭主婦，她和幾個鄰居主婦正在為藏在地窖里的家人準備飯菜時，突然衝進來很多蘇軍。她這樣描述道：“我默默地舉起雙臂，一隻手拿著刀子，另一隻手拿著西紅柿。但是，全副武裝的紅軍僅僅用德語問道：‘這裡有士兵嗎？有國民衝鋒隊員嗎？有槍枝嗎？’”當她和其他主婦搖頭表示否認後，這些蘇軍拿走了她們的手錶，隨後就離開了，走時還說‘表現不錯’。”其他的柏林市民，那些千方百計地在柏林城內存活下來的猶太人在蘇軍面前顯得更加輕鬆，西格蒙德·韋爾特林格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和家人一直躲藏在一個朋友那裡。當時，蘇軍走進他們躲藏的住宅，一名軍官高聲喊道：“我們並不野蠻，我們會善待你們。”然而，他們在發現幾支藏匿的左輪手槍和一些丟棄的軍裝後，就讓住宅里的人們站成一排準備槍斃。西格蒙德向前邁出一步，解釋說他們一家都是猶太人。西格蒙德後來向他的朋友瑞恩這樣講述道：
那名青年軍官笑了笑，搖了搖頭，做了一個割斷喉嚨的手勢，說到現在不可能會有猶太人存活下來了。西格蒙德反覆重申自己是猶太人。他看了一下那些靠牆站立著的人。就在幾個星期前，他們中的一些人原本可以告發他，因為他們知道他的藏身處，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此刻，西格蒙德大聲辯解說：“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把我和家人藏在這間屋子裡，我不能容忍你們傷害他們。這些槍枝是國民衝鋒隊遺棄在這裡的，與他們無關。”他的極力辯解救了所有人的命。這些德國人開始和蘇聯人相互擁抱。我們簡直高興極了！那個蘇軍軍官給我們拿來了食物和飲料，站在一邊注視著我，還催我們快吃。”
但是，並非所有的柏林市民與蘇軍的交往都這樣令人高興。蘇軍第一輪攻擊結束後，接踵而來的是蘇軍的雜牌部隊。他們不像先遣部隊那樣嚴守軍紀，珍惜自己的軍人榮譽。他們通常由囚犯組成，對於德語一無所知，並且蔑視這種語言，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城區橫衝直撞，隨意搶劫、殺人，甚至強姦婦女。
截至此時，德軍整個防線混亂不堪。儘管通信系統還在運轉，但收到的卻是來自各方的令人困惑的命令，它們通常相互矛盾。希特勒不再從藏身的地下室里發出命令，而是不停地打聽消息：施坦因納現在什麼地方？溫克現在什麼地方？他們還要多長時間才能趕來拯救柏林？4月25日，當陸軍總參謀部助理參謀長埃里希·德特勒弗森將軍前往元首的地下室時，發現一切都亂了套：門口竟然沒有人站崗，沒有人檢查他的公文包或搜查他是否攜帶武器（從1944年7月20日以來，這已經成為一套嚴格的程序），空瓶子隨意丟棄在狹小的屋內，警衛人員只不過在地下室入口外挖了一道壕溝。最近幾天，希特勒的情緒波動很大，忽而灰心絕望，決定結束生命，忽而又近乎瘋狂地期盼溫克儘快前來拯救柏林。漢娜·萊契是一名非常漂亮的女飛行員，也是最值得希特勒信賴的一個朋友。她回憶當時希特勒“在地下室里焦急地走來走去，手裡揮舞著一張被手汗浸濕得快要碎掉的公路地圖。只要有人在場，他就與他們一道策劃著名溫克的作戰方案。”
氣數將盡 紅旗插上國會大廈(4)
事實上，溫克根本沒有打算花費太大精力抵達柏林，他當然救不了希特勒。當地下室的人們逐漸開始對溫克的忠誠產生懷疑時，希特勒的“忠誠的海因里希”———希姆萊正在積極謀求與盟國實現媾和，而後聯手對付蘇聯。4月25日，美國駐瑞典大使向美國政府報告，收到希姆萊希望進行和談的請求，並且將電報原文轉發給美國國務院。於是，剛上任13天的杜魯門總統為此事專門來到五角大樓。希姆萊在電文中稱，希特勒如今已經病入膏肓，過不了幾天就會死去。即便不是這樣，他也沒有幾天的活頭了。希姆萊自願投降，但只會向西方盟軍投降，絕不向蘇軍投降。伯納多特問希姆萊，如果盟國拒絕受降，他該怎麼辦。對方回答：“那我就到東線指揮作戰，直到戰死。”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杜魯門通過保密電話，語氣平靜地告訴邱吉爾：“我們不能接受（希姆萊）這種建議，這樣做會敗壞我們的名聲。我們已經和蘇聯人達成協議，不能夠單獨接受媾和。”邱吉爾也表示贊同。這件事就這樣擱淺了。當史達林接到英國和美國方面的通知，獲悉希萊姆的和談建議以及美英的共同反應後，表示非常感謝，並承諾“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紅軍將繼續對柏林施加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