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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楊度的成功只持續了兩個多月——他擁戴的袁世凱只做了八十三天“中華帝國”的君主即一命嗚呼，他也因之毀了清名；而毛澤東卻把“中華民國”的當政者們趕到了大陸東南角上的幾個小島子上，讓中國變得誰也不敢小覷起來。楊度沒活到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指點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國二十年（1931年）秋，這位終日誦經的居士即“坐化”於上海灘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長壽於斯人，他還會自覺為毛澤東的高參，因為，這是他所終生追求的“帝道”。
四楊度所說的“帝道”，即帝王之學，亦即輔助別人成為帝王之學。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於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只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僕僕於此途中。竭力輔佐光緒帝的康有為不就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學”精神的即應該數這位楊子了，他很把自己當成當代的蘇秦、張儀。晚清時期，他選中要輔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凱。袁世凱對楊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楊度與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讀書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輩當了軍官他們才有機會念書。1907年，正是老袁和張之洞兩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漢臣保薦他，稱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躍成為朝廷命官。不料，僅過了一年，風雲突變，光緒帝與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顆肉乎乎的腦袋馬上就被攝政的光緒之弟載灃盯上了。載灃極想用老袁的頭來祭哥哥載（光緒皇帝）。有人考證出，幸虧楊度因參與草擬詔書，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過張之洞與慶親王奕勸阻了攝政王載灃，“項城”項上那頂圓顱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凱，風雨慘澹地欲登南下的火車。無人肯來為這位曾位極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滿官場都以為此人將回到故土了卻殘生呢！不料，汽笛驟響時，蒸氣瀰漫處，卻有兩位官員公然不避人耳目趕到月台話別，其中一位，即楊子。老袁感動得落了淚，慨言：“二君厚愛我，良感！顧流言方興，或且被禍，盍去休！”楊度則回答：“別當有說，禍不足懼！”真是患難見真情。回到安陽後的袁世凱，自然成了臭狗屎，誰都怕粘上惡味。但專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級幹部楊度，卻數次前往安陽看望老袁。武昌首義之後的那幾天，楊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長子袁克定一起建議袁延緩動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後，先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繼為大清帝國第一重臣（內閣總理大臣），後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醉心於“帝道”的楊度自然興奮不已。民國既立，但天下猶亂，楊度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從英、德和日本國的現實看出救國門道，認定只有“君憲”才能救中國，所以，便帶頭精心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別無他，只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楊度的“勸進”一開始便廣遭天下人責罵，尤其可惱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只不過這些各省的“國民代表”，都是擁戴老袁登基的人，此“會”與他數年前倡開的“國民會議”根本不是一碼事！如此一來，袁氏當皇帝，算是“順應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洶洶討伐聲很快就驚醒中南海里的黃粱夢，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訕訕地宣布取消帝制。難逃其咎的楊度，何去何從，一時惹人注目。就在此時，《京津太晤士報》發表了楊氏訪談記，這位國人皆曰可殺的怪傑，安坐豐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談：
市井有誰知國士(6)
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
此時，袁世凱已病入膏肓的消息開始在政壇流傳，作為帝制運動的頭號干將，楊度的結局自可想見。社會上已有楊度已逃竄出京欲經天津遠渡美國的消息。針對這一傳聞，楊度的回答是：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委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報載我已竄，你看我竄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
真有點敢作敢當的大丈夫的氣概！以楊度之睿智，何以認定“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救中國”的死理？原來，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在那篇堪稱經典的《君憲救國論》中，他說：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
正是由於國民的政治素質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國成立以來的混亂的政治局面。如欲強國富國，只能擁戴一個英明的君主和制訂一部完備的憲法（君憲）。至於為何帝制中止，楊度認為，這並非“君憲”經卷出了問題，而是君主把這部經念走樣了──他赴“公府”弔唁袁世凱時送上的那幅廣為傳誦的輓聯，即直白表露了他的這種心境。正因他確信自己的“君憲”主張才是挽救中國之命運的唯一路徑，所以，對別人的抉擇，他統統不屑一顧。早年在日本時，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楊自稱）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