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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看了看我的脈搏，又把手放到我額頭，然後說：“你並沒有發燒。” “沒有。”我點頭說。 “你一定做了個噩夢吧?”她又問。 “好像是……”我想引開她的提問，她卻不停地往下仔細追問，一雙晶瑩的眼睛那麼漂亮地沖我眨著。我無論如何都不願告訴她，她實在太整潔大方了。
她又把扶上鋪位。但要是她一離開，我還得再爬下來。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會不假思索地告訴她，我想幹什麼，但她卻頂多二十五歲，那麼年輕，我真不好意思去開口說這些事情。
還是阿爾貝特幫助了我，他並不怕別人會不會害臊，反正他自己無所謂。“護士小姐，”他向那個女護士喊道，等人家轉過身來他又說“他好像要——”。這時阿爾貝特也覺得難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達給人家。在前線，只說一個詞就解決了，但在這兒，尤其還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麼啟發，用學校里常用的方式說完了剛才的話：“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護士小姐。”
“是這樣，”護士很溫和地說，“但帶著石膏就別再亂動了。好啦，您打算怎樣?”她又衝著我問。
我吃了一驚，被她問悶了。我不知道她們稱那為“怎樣”，是職業用語。不過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還是大的?”
真難為情!我臉通紅，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說：“只來小的——”
無論如何，我總算解決了一道難題。
我可以利用一個小瓶子。幾個鐘頭後，不單我，許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時，我們便習慣了這些事情，說話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難為情了。
火車緩慢地行駛著。還總是停車，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爾貝特開始高燒。我倒不至於，但隱隱感覺有些疼痛，還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繃帶下癢得我渾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們連續幾天都躺著睡覺。野外風景快速地從車窗上閃過，我們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爾。護士說阿爾貝特高燒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還有多遠的行程?”我問。
“到科隆。”
“阿爾貝特，你等著。我們不會分開的。”我說。
等聽到護士又巡視過來，我憋住氣。臉漲得通紅。她見了停下來問：“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著，“突然就疼起來了。”
她遞給我一支體溫計，便看別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從克托那裡學到了許多奇方異招。這種軍用體溫計，不適應那些經驗豐富的老兵。只要裡面水銀柱子升上去，就會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著把溫度計挾在胳膊下，然後不停地用手指彈擊它。漸漸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當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熱一點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著粗氣，呼吸緊張；眼睛死呆呆地盯著她，無奈地眨動著；有氣無力地說：“我實在不行了。”
於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寫到一張字條上。當我的石膏繃帶被再拆開時，我便踏實了許多，若非特殊情況那是不允許的。
我倆被一起抬下了火車。
一所天主教會的醫院接納了我們，還把我們分到同一病房。我們也暗自慶幸自己所在的這所醫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療素質和可口飯菜的綜合醫療機構。我們列車上的病人把這裡擠得滿滿地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後被帶入。由於醫生人手不夠，我們今天並有被檢查。常常有橡皮輪平板車來來回回地在走廊里推著一個個平展展躺下來的軀體匆匆地經過。
我們幾乎整夜都被亂糟糟的聲響吵得沒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會兒。早晨大亮了，我才睜開眼睛。有個已經來了兩三天的病號對我們說：“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護士做禱告，並把我們病房門都打開，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
但這種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們渾身都覺得酸疼。
“我們都在熟睡，她們卻愚昧地幹這些事。”我說。
“正因為那些傷病較輕的人都在這裡，才選中在這兒作禱告的。”
我氣急了，看著阿爾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你們能不能讓我們清靜一會兒。”
大概過了一分鐘，那個穿著像咖啡壺一樣的黑白相間的護士進來了。“護士小姐，您可以幫我們帶上門嗎?”有人問。
“我們要把開門為大家做祈禱呢。”她回答。
“那還讓不讓我們再睡覺了——”
“睡覺能和祈禱相比嗎，”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著說，“反正都七點鐘了。”
那邊阿爾貝特呻吟聲又開始了。我憤怒地吼道：“快關上門!”
她嚇得不知所措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我們做祈禱也是為了你們呀?”
“還不是那樣，你先關上門!”
她沒有關門轉身出去了。外邊此起彼伏的禱告仍然在繼續。我不由地怒火中燒，便沖外面喊道：“要是我數三下之內，你們還吵吵，我就往外扔東西了。”
“我也不客氣。”又一個人也隨後大聲說。
她又把扶上鋪位。但要是她一離開，我還得再爬下來。要是面前是老太太，我會不假思索地告訴她，我想幹什麼，但她卻頂多二十五歲，那麼年輕，我真不好意思去開口說這些事情。
還是阿爾貝特幫助了我，他並不怕別人會不會害臊，反正他自己無所謂。“護士小姐，”他向那個女護士喊道，等人家轉過身來他又說“他好像要——”。這時阿爾貝特也覺得難為情不知如何文明含蓄地表達給人家。在前線，只說一個詞就解決了，但在這兒，尤其還跟一位女士那可不行。他似乎受到了什麼啟發，用學校里常用的方式說完了剛才的話：“我想他是要出去一下，護士小姐。”
“是這樣，”護士很溫和地說，“但帶著石膏就別再亂動了。好啦，您打算怎樣?”她又衝著我問。
我吃了一驚，被她問悶了。我不知道她們稱那為“怎樣”，是職業用語。不過她看出了我的疑惑。
“小的還是大的?”
真難為情!我臉通紅，汗水往外直冒，吞吞吐吐地說：“只來小的——”
無論如何，我總算解決了一道難題。
我可以利用一個小瓶子。幾個鐘頭後，不單我，許多人也都得到了。早晨時，我們便習慣了這些事情，說話要求也都自自然然不再難為情了。
火車緩慢地行駛著。還總是停車，抬走在上面死了的人。
阿爾貝特開始高燒。我倒不至於，但隱隱感覺有些疼痛，還可能有些虱子在石膏繃帶下癢得我渾身不自在，又不容易搔到。
我們連續幾天都躺著睡覺。野外風景快速地從車窗上閃過，我們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赫伯斯塔爾。護士說阿爾貝特高燒不退；下一站要抬下去。“還有多遠的行程?”我問。
“到科隆。”
“阿爾貝特，你等著。我們不會分開的。”我說。
等聽到護士又巡視過來，我憋住氣。臉漲得通紅。她見了停下來問：“是不是有些疼啦。”
“嗯，”我呻吟著，“突然就疼起來了。”
她遞給我一支體溫計，便看別的病人去了，但我早已從克托那裡學到了許多奇方異招。這種軍用體溫計，不適應那些經驗豐富的老兵。只要裡面水銀柱子升上去，就會在真空管里保持住，再不下落。
我向下斜著把溫度計挾在胳膊下，然後不停地用手指彈擊它。漸漸地它便升到三十七度九，再當我用一根火柴非常小心地加熱一點它便升成了三十八度七。
我喘著粗氣，呼吸緊張；眼睛死呆呆地盯著她，無奈地眨動著；有氣無力地說：“我實在不行了。”
於是我的名字也被她寫到一張字條上。當我的石膏繃帶被再拆開時，我便踏實了許多，若非特殊情況那是不允許的。
我倆被一起抬下了火車。
一所天主教會的醫院接納了我們，還把我們分到同一病房。我們也暗自慶幸自己所在的這所醫院是有名的具有良好治療素質和可口飯菜的綜合醫療機構。我們列車上的病人把這裡擠得滿滿地的，有些重病患者也先後被帶入。由於醫生人手不夠，我們今天並有被檢查。常常有橡皮輪平板車來來回回地在走廊里推著一個個平展展躺下來的軀體匆匆地經過。
我們幾乎整夜都被亂糟糟的聲響吵得沒有睡好，天快亮了，我才稍微迷糊了一會兒。早晨大亮了，我才睜開眼睛。有個已經來了兩三天的病號對我們說：“走廊里每天早晨都有護士做禱告，並把我們病房門都打開，以便使所有人都能得到保佑。”
但這種良好的祝福反而使我們渾身都覺得酸疼。
“我們都在熟睡，她們卻愚昧地幹這些事。”我說。
“正因為那些傷病較輕的人都在這裡，才選中在這兒作禱告的。”
我氣急了，看著阿爾貝特不停地呻吟忍不住喊道：“你們能不能讓我們清靜一會兒。”
大概過了一分鐘，那個穿著像咖啡壺一樣的黑白相間的護士進來了。“護士小姐，您可以幫我們帶上門嗎?”有人問。
“我們要把開門為大家做祈禱呢。”她回答。
“那還讓不讓我們再睡覺了——”
“睡覺能和祈禱相比嗎，”她友善地瞪大眼微笑著說，“反正都七點鐘了。”
那邊阿爾貝特呻吟聲又開始了。我憤怒地吼道：“快關上門!”
她嚇得不知所措了。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這樣。“我們做祈禱也是為了你們呀?”
“還不是那樣，你先關上門!”
她沒有關門轉身出去了。外邊此起彼伏的禱告仍然在繼續。我不由地怒火中燒，便沖外面喊道：“要是我數三下之內，你們還吵吵，我就往外扔東西了。”
“我也不客氣。”又一個人也隨後大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