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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聿鎮。查繼佐在清初搜羅史料不易，辨別不清，誤信訛傳本不足怪。
辛亥革命後，孟森先生依據查氏所記，不厭其煩地抄錄最常見史籍，撰
成《後明韓主》一文，儘管他連東安王朱盛蒗、韓王朱本鉉是一人還是兩人
都說不明白，仍然武斷地寫道：“是年（1643，崇禎十六年）獻忠（？）陷
平涼，韓王被執而脫走入楚，遂為郝搖旗所得而奉之。搖旗等蓋已先降，其
奉韓王，自為明延統之意矣。以後搖旗等久不見於史，從《罪惟錄》觀之，
則正於山僻中締造一韓主之明國時也。韓主立國，在丙戌（1646）九月閩敗
之後，已當清順治三年。而十三家之帥，遂以郝永忠、李來亨等著。..”②
在南明諸將領當中，郝搖旗的記載是比較多比較有系統的，孟森先生說“搖
旗等久不見於史”，只能說明他自己所見史料甚少。柳亞子先生撰《南明史
① 《罪惟錄》附紀卷二十二《韓王附紀》，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四三五頁。同書卷十九《魯王監
國附紀》也兩處提到“定武”建號稱尊，“以延明運”，見第四一六——四一七頁。
① 《罪惟錄》卷二十五《宗藩志》，排印本第九二四頁。
② 孟森《後明韓主》，收入中華書局印《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引文見該書第九十四頁。
綱·史料》一書中有《韓王本鉉傳》，他察覺了查氏所記有些不可靠，如韓
藩排行沒有“本”字輩，郝永忠不可能在隆武二年擁立本鉉之類，也不列入
正“編”（相當本紀）之中，然而在傳文中仍然寫道：“隆武二年丙戌八月，
汀州不守，紹宗襄皇帝殉國。本鉉方擁眾保鄖西亂山中之房縣，遂建號自立，
改元定武。然跼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①柳亞子文中根據的除查繼佐《罪
惟錄》外，多次提及全祖望、趙之謙撰寫的《張蒼水年譜》作旁證。其實，
張煌言本人的詩文集中從來沒有提到“韓王”、“定武”，他寫的《送吳佩
遠職方南行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意在尋訪昆明破後流離失所的永曆帝並
且同夔東十三家軍建立聯繫。全祖望、趙之謙撰年譜為此詩作注時即誤信查
繼佐《罪惟錄》竄入了“奉韓主本鉉為主，改元定武”的情節，既歪曲了張
煌言的原意，更無助於證實“韓主定武”。我們無意於對前輩學者吹毛求疵，
但是，在南明史上憑空增加一個立國建號十七年的朝廷事關重大，不容不辨。
即如孟森所言，“治明史者，不能忽為細事”。既然不是“細事”，又何必
在未加詳考的情況下作出極大膽的論斷？只要對南明眾多史料和清初檔案加
以排比考證，就可以知道根本沒有什麼年號定武的韓主。
指出稱尊建號的“韓主”純屬訛傳，並不是說明清易代之際沒有一位“韓
王”曾在郝搖旗營中參與復明運動。明崇禎朝廷覆亡前後，諸藩有的被擒殺，
有的輕信清廷給以“恩養”的謊言自投羅網，有的流離失所。南明自弘光以
後，除了對身分明確者予以安置外，已經不能依據譜牒確定襲封人選。朱明
宗室人數既多，譜系亦紊，有的自稱或被推為“一字王”（親王）、二字王
（郡王）以資號召，並不足怪。在現存檔案、野史等文獻中無論是在清統治
區還是在南明管轄區都有很多譜系襲封情況不清楚的明朝藩王。郝搖旗營中
確實曾經有過幾位藩王，一位是東安王朱盛蒗，一位是通山王朱蘊釨①，另一
位是韓王朱璟溧。朱璟溧是明太祖之子韓憲王朱松的九世孫，順治五年山西
反清運動風起雲湧時，他被虞胤、韓昭宣推舉為“韓王”，作為復明運動的
號召。山西兵敗以後，朱璟溧逃到湖廣南明控制區，不遲於1651 年（順治八
年）進入設於湖北房縣山區的郝永忠營里。他雖然很可能不是韓藩世襲近支，
但是由於在山西等地復明志士中有一定影響，又受到夔東抗清義師郝搖旗等
人的鄭重接待，永曆朝廷在宗藩凋零、譜系紊亂的情況下，出於策略考慮承
認了他的韓王封號。從現有檔案等文獻看，韓王朱璟溧的任務主要是代表永
歷朝廷聯絡北方的復明勢力。清初檔案內有一件報告“逆王”朱存梧在河南
洛陽地區秘密聯絡反清人士，準備在1656 年（順治十三年）元宵節起事，奪
取洛陽的案件。朱存梧被清政府捕獲後供述他在1651 年（順治八年）到過郝
搖旗部據守的湖北房縣山中，“住半年，與韓偽王相處，他是一字王”①。朱
①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南明人物誌》四《韓王本鉉傳》，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二○二頁。
按，《罪惟錄》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以前一直以抄本行世，“本鉝”、“本鉉”字形相似，故有差異。
辛亥革命後，孟森先生依據查氏所記，不厭其煩地抄錄最常見史籍，撰
成《後明韓主》一文，儘管他連東安王朱盛蒗、韓王朱本鉉是一人還是兩人
都說不明白，仍然武斷地寫道：“是年（1643，崇禎十六年）獻忠（？）陷
平涼，韓王被執而脫走入楚，遂為郝搖旗所得而奉之。搖旗等蓋已先降，其
奉韓王，自為明延統之意矣。以後搖旗等久不見於史，從《罪惟錄》觀之，
則正於山僻中締造一韓主之明國時也。韓主立國，在丙戌（1646）九月閩敗
之後，已當清順治三年。而十三家之帥，遂以郝永忠、李來亨等著。..”②
在南明諸將領當中，郝搖旗的記載是比較多比較有系統的，孟森先生說“搖
旗等久不見於史”，只能說明他自己所見史料甚少。柳亞子先生撰《南明史
① 《罪惟錄》附紀卷二十二《韓王附紀》，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四三五頁。同書卷十九《魯王監
國附紀》也兩處提到“定武”建號稱尊，“以延明運”，見第四一六——四一七頁。
① 《罪惟錄》卷二十五《宗藩志》，排印本第九二四頁。
② 孟森《後明韓主》，收入中華書局印《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引文見該書第九十四頁。
綱·史料》一書中有《韓王本鉉傳》，他察覺了查氏所記有些不可靠，如韓
藩排行沒有“本”字輩，郝永忠不可能在隆武二年擁立本鉉之類，也不列入
正“編”（相當本紀）之中，然而在傳文中仍然寫道：“隆武二年丙戌八月，
汀州不守，紹宗襄皇帝殉國。本鉉方擁眾保鄖西亂山中之房縣，遂建號自立，
改元定武。然跼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①柳亞子文中根據的除查繼佐《罪
惟錄》外，多次提及全祖望、趙之謙撰寫的《張蒼水年譜》作旁證。其實，
張煌言本人的詩文集中從來沒有提到“韓王”、“定武”，他寫的《送吳佩
遠職方南行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意在尋訪昆明破後流離失所的永曆帝並
且同夔東十三家軍建立聯繫。全祖望、趙之謙撰年譜為此詩作注時即誤信查
繼佐《罪惟錄》竄入了“奉韓主本鉉為主，改元定武”的情節，既歪曲了張
煌言的原意，更無助於證實“韓主定武”。我們無意於對前輩學者吹毛求疵，
但是，在南明史上憑空增加一個立國建號十七年的朝廷事關重大，不容不辨。
即如孟森所言，“治明史者，不能忽為細事”。既然不是“細事”，又何必
在未加詳考的情況下作出極大膽的論斷？只要對南明眾多史料和清初檔案加
以排比考證，就可以知道根本沒有什麼年號定武的韓主。
指出稱尊建號的“韓主”純屬訛傳，並不是說明清易代之際沒有一位“韓
王”曾在郝搖旗營中參與復明運動。明崇禎朝廷覆亡前後，諸藩有的被擒殺，
有的輕信清廷給以“恩養”的謊言自投羅網，有的流離失所。南明自弘光以
後，除了對身分明確者予以安置外，已經不能依據譜牒確定襲封人選。朱明
宗室人數既多，譜系亦紊，有的自稱或被推為“一字王”（親王）、二字王
（郡王）以資號召，並不足怪。在現存檔案、野史等文獻中無論是在清統治
區還是在南明管轄區都有很多譜系襲封情況不清楚的明朝藩王。郝搖旗營中
確實曾經有過幾位藩王，一位是東安王朱盛蒗，一位是通山王朱蘊釨①，另一
位是韓王朱璟溧。朱璟溧是明太祖之子韓憲王朱松的九世孫，順治五年山西
反清運動風起雲湧時，他被虞胤、韓昭宣推舉為“韓王”，作為復明運動的
號召。山西兵敗以後，朱璟溧逃到湖廣南明控制區，不遲於1651 年（順治八
年）進入設於湖北房縣山區的郝永忠營里。他雖然很可能不是韓藩世襲近支，
但是由於在山西等地復明志士中有一定影響，又受到夔東抗清義師郝搖旗等
人的鄭重接待，永曆朝廷在宗藩凋零、譜系紊亂的情況下，出於策略考慮承
認了他的韓王封號。從現有檔案等文獻看，韓王朱璟溧的任務主要是代表永
歷朝廷聯絡北方的復明勢力。清初檔案內有一件報告“逆王”朱存梧在河南
洛陽地區秘密聯絡反清人士，準備在1656 年（順治十三年）元宵節起事，奪
取洛陽的案件。朱存梧被清政府捕獲後供述他在1651 年（順治八年）到過郝
搖旗部據守的湖北房縣山中，“住半年，與韓偽王相處，他是一字王”①。朱
① 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南明人物誌》四《韓王本鉉傳》，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二○二頁。
按，《罪惟錄》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以前一直以抄本行世，“本鉝”、“本鉉”字形相似，故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