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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巡撫周有德亦曾將民人無以資生具奏。今應照該撫所請，令其捕魚，以
資生民。”①所以，當時人認為清政府推行遷海政策“江浙稍寬，閩為嚴，粵
尤甚”②。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發布《嚴禁通海敕諭》，其中說：
“鄭成功盤踞海徼有年，以波濤為巢穴，無田土物力可以資生，一切需用糧
米、鐵、木、物料皆系陸地所產，若無奸民交通商販，潛為資助，則逆賊坐
困可待。”下文說：“今濱海居民已經內遷，防禦稽察亦屬甚易”，自康熙
元年起如仍有“通賊興販者，即行擒拿照通賊叛逆律從重治罪”③。這裡說的
從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賊興販者”，實際上掩蓋了越界一律處斬的真相。
在立界的距離上，史籍中有說瀕海三十里的④，有說四十里⑤、五十里⑥
以至二三百里的⑦。康熙三年（1664）四月洪若皋《遵諭陳言疏》中有，“順
治十八年奉旨沿海遷移三十里”，又說，“遷界原奉旨三十里”①。洪若皋當
① 《總督福建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奏疏》（又名《憂畏軒奏疏》卷六，見《閩頌彙編》）。
② 葉夢珠《閱世編》卷一《田產二》。
③ 《清聖祖實錄》卷九。
④ 《清聖祖實錄》卷十二。
① 《清聖祖實錄》卷十四。
② 《漫遊紀略》。
③ 《明清史料》丁編，第二五七頁。
④ 乾隆十六年《福州府志》卷十三《海防》記：“順治十八年辛丑，戶部尚書蘇納海至閩遷海邊居民入內
地，離海三十里。”海外散人所著《榕城紀聞》也說：“福建、浙江、廣東、南京四省近海處各移內地三
十里。”
⑤ 查繼佐《魯春秋》記：“（丁酉）內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計清野洋師，防其接濟，犯者不赦。”
⑥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說：“令濱海居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道光十三年《廉州
府志》卷二十《事紀·國朝》記：“康熙元年壬寅，詔遷海界。差內大臣科爾坤、介山親行邊海，東起大
虎門，西訖欽州防城，令民徙內地五十里，設排柵，嚴出入，以杜接濟台灣之患。”
⑦ 野史落帽生許旭《閩中紀略》說：“曩者朝廷差滿洲大人閱視海疆，恐沿海百姓相通海上，遂為清野之
計，凡沿海二三百里棄為甌脫，荒畜牧，焚廬舍，百姓盡徙入內地。”
①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三。
時任職福建福寧道，他在疏中自稱“沿海七百餘里，悉臣管轄”，由此可以
斷定清廷發布的遷海詔書中規定了以距海三十里為界。實際上由於地勢不同
和奉行官員的任意專斷，各地所立的邊界距海里數並不一樣。洪若皋的疏中
就說到，“閩以路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遠過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
下面這段記敘多少反映了當時劃界的情況：
於是朝使至，偕督、撫大吏往相地焉。有司懼供億之煩擾也，則采山之最高者設帷
幕以俟。至則立馬高岡，望見海波，揚鞭指畫定徙界，往往山下紆折去海輒百餘里雲。②
從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巡視廣東、福建兩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書杜臻報告
的情況來看，即使在同一個縣內各處遷界的里數也不一致。例如，廣東的欽
州邊，“邊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為織籬圍村、魚洪村；三十里者為黃屋屯、
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雞窩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
舊關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長山村、埠頭村、那畔村、料連村；及近
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嶺腳村等，皆移並，三年續遷，共豁田地四百七十
一頃有奇”。又如福建的福清邊，“邊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萬安所，七十里
牛頭寨，五十里澤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鎮東衛，附海五裏海口橋、上逕
鎮，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頃有奇”①。可見，那種認為各
地遷界是一律後遷若干里的說法不夠準確②。
有的地方所立邊界屢經後移，離海越來越遠。例如，廣東遷徙沿海居民
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
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③。“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
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④。“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
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⑤。又如福建省長樂縣在順治十八年十月
“命沿海居民遷內地，北從雁山抵金峰，南至大嶼轉壺井，直至三溪為界，
絡繹設八寨”。次年，“復命八寨居民內遷，北至鶴嶺，南至六都井門為界”
⑥。
資生民。”①所以，當時人認為清政府推行遷海政策“江浙稍寬，閩為嚴，粵
尤甚”②。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發布《嚴禁通海敕諭》，其中說：
“鄭成功盤踞海徼有年，以波濤為巢穴，無田土物力可以資生，一切需用糧
米、鐵、木、物料皆系陸地所產，若無奸民交通商販，潛為資助，則逆賊坐
困可待。”下文說：“今濱海居民已經內遷，防禦稽察亦屬甚易”，自康熙
元年起如仍有“通賊興販者，即行擒拿照通賊叛逆律從重治罪”③。這裡說的
從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賊興販者”，實際上掩蓋了越界一律處斬的真相。
在立界的距離上，史籍中有說瀕海三十里的④，有說四十里⑤、五十里⑥
以至二三百里的⑦。康熙三年（1664）四月洪若皋《遵諭陳言疏》中有，“順
治十八年奉旨沿海遷移三十里”，又說，“遷界原奉旨三十里”①。洪若皋當
① 《總督福建少保兵部尚書姚公奏疏》（又名《憂畏軒奏疏》卷六，見《閩頌彙編》）。
② 葉夢珠《閱世編》卷一《田產二》。
③ 《清聖祖實錄》卷九。
④ 《清聖祖實錄》卷十二。
① 《清聖祖實錄》卷十四。
② 《漫遊紀略》。
③ 《明清史料》丁編，第二五七頁。
④ 乾隆十六年《福州府志》卷十三《海防》記：“順治十八年辛丑，戶部尚書蘇納海至閩遷海邊居民入內
地，離海三十里。”海外散人所著《榕城紀聞》也說：“福建、浙江、廣東、南京四省近海處各移內地三
十里。”
⑤ 查繼佐《魯春秋》記：“（丁酉）內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計清野洋師，防其接濟，犯者不赦。”
⑥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說：“令濱海居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道光十三年《廉州
府志》卷二十《事紀·國朝》記：“康熙元年壬寅，詔遷海界。差內大臣科爾坤、介山親行邊海，東起大
虎門，西訖欽州防城，令民徙內地五十里，設排柵，嚴出入，以杜接濟台灣之患。”
⑦ 野史落帽生許旭《閩中紀略》說：“曩者朝廷差滿洲大人閱視海疆，恐沿海百姓相通海上，遂為清野之
計，凡沿海二三百里棄為甌脫，荒畜牧，焚廬舍，百姓盡徙入內地。”
①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三。
時任職福建福寧道，他在疏中自稱“沿海七百餘里，悉臣管轄”，由此可以
斷定清廷發布的遷海詔書中規定了以距海三十里為界。實際上由於地勢不同
和奉行官員的任意專斷，各地所立的邊界距海里數並不一樣。洪若皋的疏中
就說到，“閩以路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遠過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
下面這段記敘多少反映了當時劃界的情況：
於是朝使至，偕督、撫大吏往相地焉。有司懼供億之煩擾也，則采山之最高者設帷
幕以俟。至則立馬高岡，望見海波，揚鞭指畫定徙界，往往山下紆折去海輒百餘里雲。②
從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巡視廣東、福建兩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書杜臻報告
的情況來看，即使在同一個縣內各處遷界的里數也不一致。例如，廣東的欽
州邊，“邊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為織籬圍村、魚洪村；三十里者為黃屋屯、
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雞窩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
舊關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長山村、埠頭村、那畔村、料連村；及近
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嶺腳村等，皆移並，三年續遷，共豁田地四百七十
一頃有奇”。又如福建的福清邊，“邊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萬安所，七十里
牛頭寨，五十里澤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鎮東衛，附海五裏海口橋、上逕
鎮，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頃有奇”①。可見，那種認為各
地遷界是一律後遷若干里的說法不夠準確②。
有的地方所立邊界屢經後移，離海越來越遠。例如，廣東遷徙沿海居民
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
地五十里，以絕接濟台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③。“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
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④。“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
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⑤。又如福建省長樂縣在順治十八年十月
“命沿海居民遷內地，北從雁山抵金峰，南至大嶼轉壺井，直至三溪為界，
絡繹設八寨”。次年，“復命八寨居民內遷，北至鶴嶺，南至六都井門為界”
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