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頁
人也稱讚道：“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②
加強軍隊建設和訓練：大西軍進入雲南以後，因地勢僻遠，同內地各方
面勢力都脫離了接觸；然而，孫可望等人卻始終密切注視著國內極其尖銳復
雜的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的進程，隨時準備奔赴疆場，重顯身手。因此，他
們以雲南為基地，秣馬厲兵，軍事訓練抓得很緊。史籍記載，大西軍平定雲
南全省之後，“擁兵三十餘萬，家口倍之”③，兵員數量顯然比入滇之初有較
大的增長，其中既包括了對原明朝官軍的改編，也吸收了不少當地少數民族
的軍隊。為了操練士馬，在昆明徵發數萬民工，擴建教場，“日夕操練士卒，
三、六、九大操”④，從而為不久以後出滇抗清準備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
改善軍隊供應：孫可望等人決定“將各州縣田地分與各營頭，即令彼處
坐就食。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兒女未及一歲者，
月給半分，至三歲者如家口。給馬分三等：頭號者，日支料三升；二號者，
日支料二升；三號者，日支料一升。不時查驗，瘦者責治有差”⑤。軍需供應
也作了妥善的安排：“安雜造局四所，不論各行匠役，盡拘入局中打造。凡
兵之弓箭、盔甲、交槍之類有損壞者送至局內，掛下營頭、隊伍、姓名，三
日即易以新什物。每賊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給一袍子；無家口者，一袍之外
人給鞋襪各一雙、大帽各一頂。如是養兵，果士飽馬騰。”①
②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②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③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志》。
④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同書卷四《政圖治安》一節又記：“兵馬三日一小操，十日大操，
雨雪方止。”
⑤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馮甦《滇考》卷下記：“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
四，在社會治安方面，大西軍初入雲南時，為了防止官紳和土司的破壞，
一度沿襲在成都時期的戒備措施，對昆明的居民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和行動
限制：“戶設一牌，書大小男婦姓氏懸之門首，以備查核。嚴門禁，不許婦
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為據，牌上寫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持
腰牌掛於月城之左廊，事畢出仍取去，門上放出。城內出者持腰牌掛於月城
之左廊，事畢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遠來者面上列印為號，有印，
門卒始放出。若是之嚴，總賊畏土司之眾多，恐有不測，深防若此。”②至於
各府、州、縣，雖然委任了文職印官，但實權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將手
里。隨著形勢的穩定，社會生活日趨正常，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不失時宜
地放鬆了對居民的軍事管制。如昆明原歸都督王尚孔領導的四城督捕管轄，
大約一年以後即撤銷四城督捕，“百姓皆歸昆明縣管理”③。到己丑（1649
年）元宵節，在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
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④。自明末以來多年不見的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軍
進滇不到兩年時間裡就出現了，連原先心懷敵意的士紳也為之讚嘆，稱之為
有“熙皞之風”①。
為了爭取地主士紳的支持，孫可望等相當注意爭取他們的合作。入滇之
初，孫可望就在八月間親自去文廟祭祀孔子，接著命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事
的嚴似祖主持考試生員，“取士三十三名，觀政選官”②。對於生活有困難的
士子還給予關懷，“開倉賑濟寒生，每人谷一斗焉”③。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
於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感到出頭有日，大大減少了牴觸情緒。到1650 年大西
軍出兵“以復中原”的前夕，孫可望等還選派馬兆羲“考試滇南生童”，意
在吸收知識分子出任收復地區的官職。當時，孫可望親統大軍出征，李定國
留守雲南，“馬兆熙（羲）考試畢，率雲、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國府謝。定國
賞錢三百串，面云：‘諸生用心讀書，不日開復地方，就有你們官了’，等
語。諸生謝出。由是文教漸復興也”④。1651 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以
後，劉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國東出兩廣、湖南，所占地方派設了不少官員，
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從雲貴人士中選拔的⑤。
五，對於雲南少數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較妥善的處理。孫可望
等人利用明封黔國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廣行招徠，注意籠絡各
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只要不持敵對態度就承認其統治權，並責成土司提供部
加強軍隊建設和訓練：大西軍進入雲南以後，因地勢僻遠，同內地各方
面勢力都脫離了接觸；然而，孫可望等人卻始終密切注視著國內極其尖銳復
雜的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的進程，隨時準備奔赴疆場，重顯身手。因此，他
們以雲南為基地，秣馬厲兵，軍事訓練抓得很緊。史籍記載，大西軍平定雲
南全省之後，“擁兵三十餘萬，家口倍之”③，兵員數量顯然比入滇之初有較
大的增長，其中既包括了對原明朝官軍的改編，也吸收了不少當地少數民族
的軍隊。為了操練士馬，在昆明徵發數萬民工，擴建教場，“日夕操練士卒，
三、六、九大操”④，從而為不久以後出滇抗清準備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
改善軍隊供應：孫可望等人決定“將各州縣田地分與各營頭，即令彼處
坐就食。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兒女未及一歲者，
月給半分，至三歲者如家口。給馬分三等：頭號者，日支料三升；二號者，
日支料二升；三號者，日支料一升。不時查驗，瘦者責治有差”⑤。軍需供應
也作了妥善的安排：“安雜造局四所，不論各行匠役，盡拘入局中打造。凡
兵之弓箭、盔甲、交槍之類有損壞者送至局內，掛下營頭、隊伍、姓名，三
日即易以新什物。每賊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給一袍子；無家口者，一袍之外
人給鞋襪各一雙、大帽各一頂。如是養兵，果士飽馬騰。”①
②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②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③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志》。
④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同書卷四《政圖治安》一節又記：“兵馬三日一小操，十日大操，
雨雪方止。”
⑤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馮甦《滇考》卷下記：“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
四，在社會治安方面，大西軍初入雲南時，為了防止官紳和土司的破壞，
一度沿襲在成都時期的戒備措施，對昆明的居民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和行動
限制：“戶設一牌，書大小男婦姓氏懸之門首，以備查核。嚴門禁，不許婦
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為據，牌上寫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持
腰牌掛於月城之左廊，事畢出仍取去，門上放出。城內出者持腰牌掛於月城
之左廊，事畢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遠來者面上列印為號，有印，
門卒始放出。若是之嚴，總賊畏土司之眾多，恐有不測，深防若此。”②至於
各府、州、縣，雖然委任了文職印官，但實權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將手
里。隨著形勢的穩定，社會生活日趨正常，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不失時宜
地放鬆了對居民的軍事管制。如昆明原歸都督王尚孔領導的四城督捕管轄，
大約一年以後即撤銷四城督捕，“百姓皆歸昆明縣管理”③。到己丑（1649
年）元宵節，在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
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④。自明末以來多年不見的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軍
進滇不到兩年時間裡就出現了，連原先心懷敵意的士紳也為之讚嘆，稱之為
有“熙皞之風”①。
為了爭取地主士紳的支持，孫可望等相當注意爭取他們的合作。入滇之
初，孫可望就在八月間親自去文廟祭祀孔子，接著命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事
的嚴似祖主持考試生員，“取士三十三名，觀政選官”②。對於生活有困難的
士子還給予關懷，“開倉賑濟寒生，每人谷一斗焉”③。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
於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感到出頭有日，大大減少了牴觸情緒。到1650 年大西
軍出兵“以復中原”的前夕，孫可望等還選派馬兆羲“考試滇南生童”，意
在吸收知識分子出任收復地區的官職。當時，孫可望親統大軍出征，李定國
留守雲南，“馬兆熙（羲）考試畢，率雲、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國府謝。定國
賞錢三百串，面云：‘諸生用心讀書，不日開復地方，就有你們官了’，等
語。諸生謝出。由是文教漸復興也”④。1651 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以
後，劉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國東出兩廣、湖南，所占地方派設了不少官員，
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從雲貴人士中選拔的⑤。
五，對於雲南少數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較妥善的處理。孫可望
等人利用明封黔國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廣行招徠，注意籠絡各
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只要不持敵對態度就承認其統治權，並責成土司提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