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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孫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當“盟主”主持軍政重務。文獻紀載，可望“大
書示命，號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統百萬貔貅，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
①。以楊畏知為華英殿學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嚴似祖為吏部兼禮部尚書，王
應龍為工部尚書，丁序焜為戶部尚書，任僎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馬兆羲
為學院②，張虎為錦衣衛。沐天波仍明舊封為黔國公，“提調漢土官兵，加雲
鶴服色”③。府、州、縣官員也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換偽印，獨天
波佩舊印不改”④。所頒新印篆文由明朝的九疊文改為八疊文。“且重廉吏，
除貪酷，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
各府州縣”。命弓匠出身的大西軍老部下工部尚書王應龍行巡按事，巡察各
地。“訪姚安知府謝儀貪酷，孫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於署前斬首傳示。
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⑤。這種雷厲風行的懲治貪污，蕩滌了明朝相沿成
習的污泥濁水，保證了雲南吏治的清廉。
孫可望還“立登聞鼓，凡政有不便於民，許地方頭人赴訴，立即除之；
有可以便於民者，立即行之”。“又令地方上，不論紳士軍民，有為地方起
見，即一得之愚，亦許進言，立引見，不許攔阻，即妄誕之言亦不深究。獎
節孝，復鄉飲，浚海口，省耕省斂，凡有利於民者無不備舉。外則土司斂跡，
內則物阜民安，為治若此，誠滇南不幸之幸也”①。
二，在經濟政策上，大西軍初入雲南時面臨緊迫的糧餉問題，在很短的
一個時期里實行過打糧和對官紳、土司追餉的辦法。打糧即派兵四出，把百
姓剩餘糧草無代價地沒收，受打擊最重的雖然是地主，但難免掠及家有少許
餘糧的農民，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大西政權在四川的失敗是有過沉痛
教訓的，因此，孫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實可行的賦稅政策。他們把雲南
某些州縣和衛所管轄的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營莊由大西
軍偏裨管理，在轄區內“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條編
半征，人丁不論上、中、下全征”②。就田賦而言，以十分為總額，入官四分，
民得六分③，農民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但是，這一政策的特點是把原先地主向
“五年五月艾能奇死”，原注“偽定北將軍”。康熙十二年不分卷本《阿迷州志》《古蹟志》記：”至戊
子年（應為丁亥）流寇入滇，偽將有平東、安西、撫南、定北之號。”
① 《永昌府文徵》，文，卷九，陳洪圖《鳴冤錄》。
② 馬兆羲諸書多寫作馬兆熙，《楚雄府志》卷六《選舉志》舉人、進士表，卷七《人物誌》均作馬兆羲。
馬為楚雄人，當以本地記載為準。
③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
④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
⑤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安治》。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安治》。
② 同上，卷三《沐公順賊》。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說：“戊子（1648），孫可望以兵
食不足，將近省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征輸運省。”
③ 馮甦《滇考》卷下云：“以官四民六分收。”可見《明末滇南紀略》中所說“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
焉”，田主所得是從政府所征一半內撥給五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在營莊制
度下，“軍田每畝市斗谷六七斗，民田八斗至一百二斗不等”。又說：“是時征谷斗石尚無定數，又有四
六同分之議。農民視自種之稻仍如己物，以為可以任意攜取，有城內民刁小二者偶於己田內摘去熟稻數穗，
拏獲以偷盜皇糧詳請梟示，澂民股慄。”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畝歲納谷一石二
斗，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斬或杖。”大致反映了當時的生產水平，即每畝產谷二石四斗。但也很可能在某些
農民徵收的田租從一半以上減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剝削率；又保證了軍
隊和政權的穩定收入。地主們雖然心懷不滿，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著，
減少了敵對情緒。當時一個士子賦詩云：“履畝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飽士民
飢”①，從側面反映了這一政策的效果。由於稅額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夠任
意盤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當年秋成就“倍於曩昔”，次年又“大
熟，百姓豐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樂如初”②。入滇初期曾嚴
格禁止釀酒，藉以避免浪費糧食③，隨著生產的恢復發展，才解除了這一禁令。
孫可望等還注意保護民間貿易，初入雲南時鑄造了大西政權的“大順錢”
書示命，號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統百萬貔貅，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
①。以楊畏知為華英殿學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嚴似祖為吏部兼禮部尚書，王
應龍為工部尚書，丁序焜為戶部尚書，任僎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馬兆羲
為學院②，張虎為錦衣衛。沐天波仍明舊封為黔國公，“提調漢土官兵，加雲
鶴服色”③。府、州、縣官員也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換偽印，獨天
波佩舊印不改”④。所頒新印篆文由明朝的九疊文改為八疊文。“且重廉吏，
除貪酷，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
各府州縣”。命弓匠出身的大西軍老部下工部尚書王應龍行巡按事，巡察各
地。“訪姚安知府謝儀貪酷，孫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於署前斬首傳示。
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⑤。這種雷厲風行的懲治貪污，蕩滌了明朝相沿成
習的污泥濁水，保證了雲南吏治的清廉。
孫可望還“立登聞鼓，凡政有不便於民，許地方頭人赴訴，立即除之；
有可以便於民者，立即行之”。“又令地方上，不論紳士軍民，有為地方起
見，即一得之愚，亦許進言，立引見，不許攔阻，即妄誕之言亦不深究。獎
節孝，復鄉飲，浚海口，省耕省斂，凡有利於民者無不備舉。外則土司斂跡，
內則物阜民安，為治若此，誠滇南不幸之幸也”①。
二，在經濟政策上，大西軍初入雲南時面臨緊迫的糧餉問題，在很短的
一個時期里實行過打糧和對官紳、土司追餉的辦法。打糧即派兵四出，把百
姓剩餘糧草無代價地沒收，受打擊最重的雖然是地主，但難免掠及家有少許
餘糧的農民，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大西政權在四川的失敗是有過沉痛
教訓的，因此，孫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實可行的賦稅政策。他們把雲南
某些州縣和衛所管轄的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營莊由大西
軍偏裨管理，在轄區內“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條編
半征，人丁不論上、中、下全征”②。就田賦而言，以十分為總額，入官四分，
民得六分③，農民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但是，這一政策的特點是把原先地主向
“五年五月艾能奇死”，原注“偽定北將軍”。康熙十二年不分卷本《阿迷州志》《古蹟志》記：”至戊
子年（應為丁亥）流寇入滇，偽將有平東、安西、撫南、定北之號。”
① 《永昌府文徵》，文，卷九，陳洪圖《鳴冤錄》。
② 馬兆羲諸書多寫作馬兆熙，《楚雄府志》卷六《選舉志》舉人、進士表，卷七《人物誌》均作馬兆羲。
馬為楚雄人，當以本地記載為準。
③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
④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
⑤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安治》。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安治》。
② 同上，卷三《沐公順賊》。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說：“戊子（1648），孫可望以兵
食不足，將近省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征輸運省。”
③ 馮甦《滇考》卷下云：“以官四民六分收。”可見《明末滇南紀略》中所說“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
焉”，田主所得是從政府所征一半內撥給五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在營莊制
度下，“軍田每畝市斗谷六七斗，民田八斗至一百二斗不等”。又說：“是時征谷斗石尚無定數，又有四
六同分之議。農民視自種之稻仍如己物，以為可以任意攜取，有城內民刁小二者偶於己田內摘去熟稻數穗，
拏獲以偷盜皇糧詳請梟示，澂民股慄。”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畝歲納谷一石二
斗，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斬或杖。”大致反映了當時的生產水平，即每畝產谷二石四斗。但也很可能在某些
農民徵收的田租從一半以上減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剝削率；又保證了軍
隊和政權的穩定收入。地主們雖然心懷不滿，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著，
減少了敵對情緒。當時一個士子賦詩云：“履畝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飽士民
飢”①，從側面反映了這一政策的效果。由於稅額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夠任
意盤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當年秋成就“倍於曩昔”，次年又“大
熟，百姓豐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樂如初”②。入滇初期曾嚴
格禁止釀酒，藉以避免浪費糧食③，隨著生產的恢復發展，才解除了這一禁令。
孫可望等還注意保護民間貿易，初入雲南時鑄造了大西政權的“大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