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頁
李定國復提兵過通海，入攻沙定洲，派通海軍民運糧至佴革龍，死亡幾半。”“八月，定國攻破佴革龍擒
沙定洲、萬氏、湯嘉賓等，由通海械赴雲南。十月，磔於市，殺其黨數百人。”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倡義討逆》。康熙十二年《阿迷州志》《人物誌·叛逆土司》記，丁酉（1647），
李定國率兵擊敗沙定洲，直抵阿迷，“拆毀城垣而去。定洲、萬氏復收敗卒於佴革龍豎立木城為自守計。
又二年，己丑（1649），李定國自滇統兵直搗其巢，圍困數月，定洲（當為定國）誘出定洲、萬氏並叛黨，
擒送雲南，磔殺之，滇人稱快。”擒殺定洲在戊子（1648），記年有誤。
② 康熙《雲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記》。
③ 上引《明末滇南紀略》。
第三節 孫可望等的經營雲南
平定全滇在大西軍史冊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對於南明永曆政權的延續
尤有關鍵意義。就大西軍而言，張獻忠在世時固然有建軍立國的開創之功，
但在1644 年入川以前流動性過大，所建地方政權旋設旋失，入川後雖有意以
四川為基業，在政策上卻屢犯過激錯誤，叛亂蜂起，獻忠犧牲前數十萬兵馬
僅擁聚於西充一帶彈丸之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於主帥身
亡之後，團結內部，不失時機地揮軍入滇，取得了一塊穩定的基地，休養補
充士馬，整頓經營地方，為原大西軍在南明抗清鬥爭中重展雄風蓄積了力量。
為了充分認識孫可望等取雲南為基業的重大意義，不妨同大順軍作個比較。
到1645 年李自成犧牲之時，大順政權已全盤瓦解，大順軍餘部既沒有建立一
個統一的領導核心，以致隊伍四分五裂；又沒有自己的地方政權，長期寄人
籬下，直到後期才在夔東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川之處建立了據點。儘管大順軍
後期的主要領導人李過、高一功、李來亨具有寧死不屈的堅貞品質和卓越的
指揮才能，但“長沙地小，不足迴旋”，給他們活動的舞台太小了。人力、
物力的嚴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順軍的積聚力量和開拓局面。在後期抗清鬥爭
中，大順軍餘部的戰績遠不如大西軍，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一塊比較大又比
較富庶的後方基地。大西軍自1650 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起北出貴州、
四川，東進廣西、廣東、湖南，幾次挫敗不可一世的清軍，成為全國抗清的
主力，是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收取和經營雲南分不開的。
大西軍在平定全滇之後，即“發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貴州之鎮遠，中路
之雪山關，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①。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大西軍同
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沒有接觸，聯明以後雲南仍在原大西軍控制之下。孫可望
等在雲南的統治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顯示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說，它是
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延續，又在政策措施上作了部分改革。特別是糾正了獻忠
奉行的過激行為，針對雲南地方特點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成績非常顯著。現
分述如下：
一，在政權建設方面，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為爭取雲南漢族官紳和土
司的支持，廢除了大西國號，許諾“共扶明後，恢復江山”①，但當時還沒有
同南明永曆朝廷建立聯繫，因此紀年暫用干支。領導體制上，孫可望稱平東
王，李定國為安西王，劉文秀為撫南王，艾能奇為定北王②，四人地位大致相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按，鎮遠在貴州東部，當時未必能越過貴陽，戍守鎮遠，疑有誤。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
② 入滇初期，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稱號，各種史料記載很不一致。馮甦《滇考》卷下云：
可望等四人均稱王，“城內置四王府”。孫可望發布文告自稱“孤”，也是王的口氣。康熙三十三年《大
理府志》卷三《沿革》記：可望“自稱平東王，（楊）畏知力爭，乃去王號，稱將軍。”康熙五十三年《鶴
慶州志》卷四《沿革》記：“順治四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偽輔南王（當為撫南王）劉文秀至鶴慶。”
1649 年（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瞿式耜奏疏中說：“可望未通之先，其自號不過二字王耳，乃反以一字
尊王”，見《瞿式耜集》卷一《糾罪鎮疏》。看來孫可望等聯明以前確已稱二字王。但也有說四人稱元帥，
稱將軍的，如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流寇入滇時，定國稱安西元帥，文秀稱撫南
元帥。”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也說，孫可望稱平東元帥，李定國為安西、劉文秀撫南，
艾能奇定北。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六《學校》記，“流賊張獻忠餘黨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
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能奇率眾入滇”。乾隆二十六年《東川府志》卷三《建置·沿革》記：
沙定洲、萬氏、湯嘉賓等，由通海械赴雲南。十月，磔於市，殺其黨數百人。”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倡義討逆》。康熙十二年《阿迷州志》《人物誌·叛逆土司》記，丁酉（1647），
李定國率兵擊敗沙定洲，直抵阿迷，“拆毀城垣而去。定洲、萬氏復收敗卒於佴革龍豎立木城為自守計。
又二年，己丑（1649），李定國自滇統兵直搗其巢，圍困數月，定洲（當為定國）誘出定洲、萬氏並叛黨，
擒送雲南，磔殺之，滇人稱快。”擒殺定洲在戊子（1648），記年有誤。
② 康熙《雲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記》。
③ 上引《明末滇南紀略》。
第三節 孫可望等的經營雲南
平定全滇在大西軍史冊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對於南明永曆政權的延續
尤有關鍵意義。就大西軍而言，張獻忠在世時固然有建軍立國的開創之功，
但在1644 年入川以前流動性過大，所建地方政權旋設旋失，入川後雖有意以
四川為基業，在政策上卻屢犯過激錯誤，叛亂蜂起，獻忠犧牲前數十萬兵馬
僅擁聚於西充一帶彈丸之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於主帥身
亡之後，團結內部，不失時機地揮軍入滇，取得了一塊穩定的基地，休養補
充士馬，整頓經營地方，為原大西軍在南明抗清鬥爭中重展雄風蓄積了力量。
為了充分認識孫可望等取雲南為基業的重大意義，不妨同大順軍作個比較。
到1645 年李自成犧牲之時，大順政權已全盤瓦解，大順軍餘部既沒有建立一
個統一的領導核心，以致隊伍四分五裂；又沒有自己的地方政權，長期寄人
籬下，直到後期才在夔東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川之處建立了據點。儘管大順軍
後期的主要領導人李過、高一功、李來亨具有寧死不屈的堅貞品質和卓越的
指揮才能，但“長沙地小，不足迴旋”，給他們活動的舞台太小了。人力、
物力的嚴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順軍的積聚力量和開拓局面。在後期抗清鬥爭
中，大順軍餘部的戰績遠不如大西軍，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一塊比較大又比
較富庶的後方基地。大西軍自1650 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起北出貴州、
四川，東進廣西、廣東、湖南，幾次挫敗不可一世的清軍，成為全國抗清的
主力，是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收取和經營雲南分不開的。
大西軍在平定全滇之後，即“發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貴州之鎮遠，中路
之雪山關，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①。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大西軍同
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沒有接觸，聯明以後雲南仍在原大西軍控制之下。孫可望
等在雲南的統治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顯示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說，它是
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延續，又在政策措施上作了部分改革。特別是糾正了獻忠
奉行的過激行為，針對雲南地方特點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成績非常顯著。現
分述如下：
一，在政權建設方面，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為爭取雲南漢族官紳和土
司的支持，廢除了大西國號，許諾“共扶明後，恢復江山”①，但當時還沒有
同南明永曆朝廷建立聯繫，因此紀年暫用干支。領導體制上，孫可望稱平東
王，李定國為安西王，劉文秀為撫南王，艾能奇為定北王②，四人地位大致相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按，鎮遠在貴州東部，當時未必能越過貴陽，戍守鎮遠，疑有誤。
① 《明末滇南紀略》卷三《沐公順賊》。
② 入滇初期，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稱號，各種史料記載很不一致。馮甦《滇考》卷下云：
可望等四人均稱王，“城內置四王府”。孫可望發布文告自稱“孤”，也是王的口氣。康熙三十三年《大
理府志》卷三《沿革》記：可望“自稱平東王，（楊）畏知力爭，乃去王號，稱將軍。”康熙五十三年《鶴
慶州志》卷四《沿革》記：“順治四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偽輔南王（當為撫南王）劉文秀至鶴慶。”
1649 年（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瞿式耜奏疏中說：“可望未通之先，其自號不過二字王耳，乃反以一字
尊王”，見《瞿式耜集》卷一《糾罪鎮疏》。看來孫可望等聯明以前確已稱二字王。但也有說四人稱元帥，
稱將軍的，如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流寇入滇時，定國稱安西元帥，文秀稱撫南
元帥。”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也說，孫可望稱平東元帥，李定國為安西、劉文秀撫南，
艾能奇定北。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六《學校》記，“流賊張獻忠餘黨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
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能奇率眾入滇”。乾隆二十六年《東川府志》卷三《建置·沿革》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