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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謝一年來始終關注《邊境插隊手記》的博友，假如不是你們的鼓勵，我會覺得無趣而半途輟筆的。其間包括一些博友一直在幫我糾正文中的錯別字，以至於這篇《邊境插隊手記》儘管文筆平庸，但差錯率卻相當的低。
這，足以讓我欣慰了。
作為知青運動的結尾，我想有個大背景還是應該了解一下的：插隊知青的“病退”，只不過是全體知青大返城潮流的前奏，在前奏與大潮之間有這樣一個導火索。
1978年12月10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決定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針政策，並在“試行草案”中規定，今後各國營、軍墾農場的知青不再納入國家政策的照顧範圍，而作為一般的農場職工對待……
這個消息猶如一根導火索，點燃了知青中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於是以雲南知青請願方式開始、以黑龍江“今夜有暴風雪”方式結束的全國知青大返城，就如黑龍江上淌冰排那樣洶湧澎湃，冰裂、斷層、擠推、撞擊……就像當年這些學生從城裡集體消失一樣，短短的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知青的千軍萬馬也從農村忽拉一下消失了。
這個與“文革”開始和結束的時間都相應延遲了兩年多的上山下鄉“一片紅”，終於成為歷史。
從此以後，共和國不再會有中學畢業生集體全部下鄉的極端；恰恰相反，在知青的返城潮過後，是規模更大的數千萬農民的進城打工潮。
即使那些至今還“無悔”並高唱著“知青精神萬歲”的過來人，想必也不會逆潮流而動，讓他們的子孫去重蹈覆轍了。
熟悉我的朋友經常會問我這樣的問題：文中的某某是誰呀？
我只能這樣回答：作為紀實性小說，文中大部分人已經被我拆分和重疊，連我自己也分不清誰是誰了，但當年農村的細節卻是真實的並保持著新鮮的氣味。
我在文中只對個別人保持了原樣的記錄，其中的“汪永德”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財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後，我在哈爾濱上大學，一直沒見過他。
一晃幾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聽。知青告訴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傷痛中，讓我唏噓不已的是：曾經的“浪子”江財妙，返城頂替父親進了公交公司當售票員，道地的東北普通話，加上熱情的服務，還有對公交車上小偷的敢於鬥爭，使他獲得過上海市公交系統的勞動模範，他真的做到“回頭金不換”了。
剩下活著的，我只能從心裡祝福而不願意再驚動他們，因為並不是每一個知青都願意回頭去撿拾那段生活的。
曾經的插隊戰友，只有少數後來當官、當教授、經商，成了現在社會上一部分活躍的人群；大部分卻沉澱在社會的最底層，日子過得並不理想。這是個一開始就沒有統一目標、到後來又各自分飛的群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邊境插隊手記》也只是個人的經歷，並無代表意義，唯一的價值就在它是紀實的。
作為這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親歷者，我有幸保存了當年的手記，扔了可惜，故綴成一冊，供現在喜歡的人閒時一閱，也供將來的研究者作為參考。
為了《邊境插隊手記》的完整，我還想作一些如下的後記：
記得我初考完從縣城返回生產隊那天，副隊長老吳和我一起蹲在地頭，他說：“聽到了小麥拔節的聲音。”
我伸長脖子豎著耳朵聽了半天，靜靜地，啥聲也沒有呀？
他笑笑，抽著大旱菸，不再言語。
就像一個謎，閒時我就想：老吳聽到的小麥拔節聲到底是咋樣的？
好多好多年以後，我重回愛輝，忍不住問老吳。
此時已經一頭白髮的老吳哈哈大笑：那不是說你要上大學麼！
哈哈哈！我也大笑，謎底竟是如此簡單。
可不是麼，家裡老戶口本的附頁上，對我的僅有記載是這樣的：
1970.3.18，黑龍江愛輝縣插隊，蓋著“遷出”章。
1982.7.19，黑龍江大學分配，蓋著“遷入”章。
無情的記載，遮不住一個生命成長的過程。上海，把一個實際上只有小學六年級學歷的我送去了黑龍江；黑龍江，卻把一個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我還給了上海。
我並不懷念那個年代，但我要感謝黑土地，那裡，曾響起我生命的拔節聲！
我還記得，離家13年後，我大學畢業回到上海。
父親把一個厚厚的檔案袋交給我，說：“完璧歸趙吧。”
“這是什麼？”
“你寫的信呀。”
我簡直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地打開一看，所有我寫的家信都按年月順序排著。
一種甜甜的滋味湧上心頭，我從來沒想到這些家信會再回到我的手中。這些信帶著弟妹們的朗讀聲、父母親的舐犢情，它們隨同我在農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記一起被珍藏了下來。
包括後來一位轉點走的知青，也在三十多年後把我寫給她的信還給了我。
一直有人問我為什麼記憶如此好，能把當年的情景像畫面一樣記錄下來？其實，如果沒有那些偏重於故事的日記、父母替我保存的家信、知青戰友歸還我的書信，我又哪裡能記得住這麼多細節呢？
這，足以讓我欣慰了。
作為知青運動的結尾，我想有個大背景還是應該了解一下的：插隊知青的“病退”，只不過是全體知青大返城潮流的前奏，在前奏與大潮之間有這樣一個導火索。
1978年12月10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會議決定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針政策，並在“試行草案”中規定，今後各國營、軍墾農場的知青不再納入國家政策的照顧範圍，而作為一般的農場職工對待……
這個消息猶如一根導火索，點燃了知青中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於是以雲南知青請願方式開始、以黑龍江“今夜有暴風雪”方式結束的全國知青大返城，就如黑龍江上淌冰排那樣洶湧澎湃，冰裂、斷層、擠推、撞擊……就像當年這些學生從城裡集體消失一樣，短短的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知青的千軍萬馬也從農村忽拉一下消失了。
這個與“文革”開始和結束的時間都相應延遲了兩年多的上山下鄉“一片紅”，終於成為歷史。
從此以後，共和國不再會有中學畢業生集體全部下鄉的極端；恰恰相反，在知青的返城潮過後，是規模更大的數千萬農民的進城打工潮。
即使那些至今還“無悔”並高唱著“知青精神萬歲”的過來人，想必也不會逆潮流而動，讓他們的子孫去重蹈覆轍了。
熟悉我的朋友經常會問我這樣的問題：文中的某某是誰呀？
我只能這樣回答：作為紀實性小說，文中大部分人已經被我拆分和重疊，連我自己也分不清誰是誰了，但當年農村的細節卻是真實的並保持著新鮮的氣味。
我在文中只對個別人保持了原樣的記錄，其中的“汪永德”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財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後，我在哈爾濱上大學，一直沒見過他。
一晃幾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聽。知青告訴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傷痛中，讓我唏噓不已的是：曾經的“浪子”江財妙，返城頂替父親進了公交公司當售票員，道地的東北普通話，加上熱情的服務，還有對公交車上小偷的敢於鬥爭，使他獲得過上海市公交系統的勞動模範，他真的做到“回頭金不換”了。
剩下活著的，我只能從心裡祝福而不願意再驚動他們，因為並不是每一個知青都願意回頭去撿拾那段生活的。
曾經的插隊戰友，只有少數後來當官、當教授、經商，成了現在社會上一部分活躍的人群；大部分卻沉澱在社會的最底層，日子過得並不理想。這是個一開始就沒有統一目標、到後來又各自分飛的群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邊境插隊手記》也只是個人的經歷，並無代表意義，唯一的價值就在它是紀實的。
作為這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親歷者，我有幸保存了當年的手記，扔了可惜，故綴成一冊，供現在喜歡的人閒時一閱，也供將來的研究者作為參考。
為了《邊境插隊手記》的完整，我還想作一些如下的後記：
記得我初考完從縣城返回生產隊那天，副隊長老吳和我一起蹲在地頭，他說：“聽到了小麥拔節的聲音。”
我伸長脖子豎著耳朵聽了半天，靜靜地，啥聲也沒有呀？
他笑笑，抽著大旱菸，不再言語。
就像一個謎，閒時我就想：老吳聽到的小麥拔節聲到底是咋樣的？
好多好多年以後，我重回愛輝，忍不住問老吳。
此時已經一頭白髮的老吳哈哈大笑：那不是說你要上大學麼！
哈哈哈！我也大笑，謎底竟是如此簡單。
可不是麼，家裡老戶口本的附頁上，對我的僅有記載是這樣的：
1970.3.18，黑龍江愛輝縣插隊，蓋著“遷出”章。
1982.7.19，黑龍江大學分配，蓋著“遷入”章。
無情的記載，遮不住一個生命成長的過程。上海，把一個實際上只有小學六年級學歷的我送去了黑龍江；黑龍江，卻把一個有大學本科學歷的我還給了上海。
我並不懷念那個年代，但我要感謝黑土地，那裡，曾響起我生命的拔節聲！
我還記得，離家13年後，我大學畢業回到上海。
父親把一個厚厚的檔案袋交給我，說：“完璧歸趙吧。”
“這是什麼？”
“你寫的信呀。”
我簡直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地打開一看，所有我寫的家信都按年月順序排著。
一種甜甜的滋味湧上心頭，我從來沒想到這些家信會再回到我的手中。這些信帶著弟妹們的朗讀聲、父母親的舐犢情，它們隨同我在農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記一起被珍藏了下來。
包括後來一位轉點走的知青，也在三十多年後把我寫給她的信還給了我。
一直有人問我為什麼記憶如此好，能把當年的情景像畫面一樣記錄下來？其實，如果沒有那些偏重於故事的日記、父母替我保存的家信、知青戰友歸還我的書信，我又哪裡能記得住這麼多細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