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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誰還能像我如此幸運?

  1979年5月,我在大學接到母親的一封信:

  “在你爸爸去北京開會時,收到曉晗一封信,她要求父母同意你們的婚事,並希望找她談談,給她一個回音。

  我們經過商量,基本上統一了看法,認為曉晗回上海後對你還是一心無二,這確是難能可貴的情意,這也是組織一個幸福家庭的很好前提。就由我執筆給曉晗寫了一封信,告訴她做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子女能做一對互幫、互促、互敬、互愛的好夫妻。對於婚姻的選擇權,當然是屬於你們青年人自己的,並希望她支持你完成大學時期的學習任務。

  望你要專心一意的認真讀書,不要分心,雖然對你們的事我們在看法上有一些周折,但你要相信,我會把她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

  看到這封信,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婚宴是“劉金鵬”幫我落實的,在南京東路上一家飯店,當年知青點裡能來的都來了。

  還記得1972年春那首被批評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地頭小詩嗎?“漫繪遠景笑田頭,難說戰友不分手。有志約定十年後,痛飲茅台話舊遊。”我和曉晗結婚的這一年,是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也正是知青在地頭約定的“十年後”。

  如果說,日記和書信的保存是一種幸運;那麼,我和曉晗終成眷屬更是一種幸運。夫妻之間30年來經常圍繞當年的邊境插隊生活“話舊遊”,這無疑對此文的完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我倆在1978年5月至10月間的30封信,我已經整理成《高考病退兩地書》,記錄了在動盪背景下我們執著的愛情觀。

  儘管在200篇《邊境插隊手記》中,有關我倆戀愛的記述只有30篇,但在生活中,今年我們結婚已經整整30年了。

  當然,我和曉晗不會一直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我們每年都會去一次“新游”,足跡差不多踏遍了大半個中國。

  去年,我和她一起去新疆自駕游,在巴音布魯克的一塊陡直的山坡上,開都河在平闊的草原上“九曲十八彎”地西去,泛著夕陽的逆光。

  我突然想到了當年高考和病退時的曲折,笑著問她:“當年,你會想到我們有車有房的今天嗎?”

  她也笑了:“有車有房現在又不稀奇的,那時你就是一個農民,誰知道你後來會什麼樣?”

  我點燃一支煙,沉思在人生曲折的回憶之中。

  她見我不吱聲,又說:“只要倆個人能在一起,什麼都好。”

  這時,背後響起了“咔嚓咔嚓”的快門聲,回頭一望,是一位陌生的攝影愛好者。

  這位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對我們說:“對不起,拍了你們的背影,一直想找這樣的情景,真美!”邊說還邊發出“嘖嘖”的讚嘆。

  美嗎?我和她相視一笑。

  美,是眼前曲折的河流;美,是年輕人擁有的青春。

  現在,我們已經老了,只不過是坐在山坡上,看著夕陽西落的去處,品嘗年輕時釀就的酒。

  我不得不承認最偉大的造物主是時間,再苦澀的酒經過幾十年的窖藏,如今竟然散發出醉人的甘醇濃香。

  (全文結束於2013年11月26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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