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頁
由於德國關心供應的“確保”和連續性，德國極高水平的經濟活動等於是為東南歐國家保證了一個市場。德國用這個政策使得上述獨立國家在對外關係上難以獨立自主。而且存在著這樣的危險，德國作為一個大國與若干小國打交道，很可能利用其優越的討價還價地位使貿易條件對自己有利。但沒有證據說明它在１９３９年３月以前就這樣做了。
經濟集團的組成，或是以嚴格的雙邊主義為基礎的，德國的情況即是如此；或是基於增加雙邊的轉讓，如“帝國”集團的情況。這些集團的組成意味著運輸路線的縮短。這樣就減少了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可用的手段，本來它們可以資助購買它不能不買的原料。因為它既不能在國內生產，也不能從本集團內得到這些原料。止因為這個理由。“商業途徑獲取原料”這個問題就產生了。從國家社會黨執政之初起，他們就強烈要求歸還前殖民地。但是，如１９３７年以來德國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運轉時，原料問題變得更加迫切了。德國武裝部隊對資本貨物工業產品的強烈要求，減少了此類商品可供出口的餘地。
德國對殖民地的要求愈加緊迫。１９３７年國際聯盟建立了特別委員會，來調查以商業途徑獲取原料的問題。對此，德國財政部長馮?克羅格堅持說，德國的殖民問題不能用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可以使德國得到充分的原料供應這一論點來擺脫掉。只有能用我們自己的貨幣購買到足夠數量的時候，德國的外匯管理才能得到適當的平衡。
德國人認為，世界其餘各地區應該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或是給德國殖民地，或是接受馬克以便在物資交流中當德國不能供應其他國家所需之資本貨物時用以支付。在８８國聯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草案後，蘇聯委員在明確提到德國的同時，堅持加上附文說明“某些工業國家抱怨在獲取原料過程中的障礙，特別是財政性質的障礙，首先是因為它們的軍備政策、它們的野心和侵略行為”。
第五章 結 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深地震撼了各國國內和國家之間通常的經濟和社會關係。甚至擁有很多殖民地和豐富原料的戰勝國也存在嚴重的社會緊張狀態，這種狀態至少部分地是導源於經濟危難。而在戰敗國中，以及在資源貧乏和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國家中，這一危難更為嚴重。這就在蘇聯、德國和義大利國內，促成了政府的革命性改變；在蘇聯，這場革命開創了社會和經濟上的社會改造，這比俄國政府在形式上的變動還更有意義。在戰後的動盪不安的氣氛中，調整國際關係的新體制出現得很慢，即使出現了，也是短命的；因為隨著大蕭條的出現，表面井然有序的國際關係就完全垮台了。
陷入經濟蕭條中的各國的經濟困難又一次使現存的社會政治緊張情況更加惡化。在對凡爾賽和約不滿的國家裡，不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直率批評上述條約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擊敗了比較溫和的社會政治力量。最災難性的結果就是德國也成了極權主義國家集團的一員。
由於各國之間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無國際行為準則可循，不可能在大國之間找到採取聯合行動的基礎來克服大蕭條。結果各國只能孤立地採取經濟復甦的措施。經濟國家主義是它們對當時挑戰的答覆：但有了這種主義，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便占據顯著地位。
三十年代後期，與民主國家適成對比，極權主義國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在１９３８年保持下來。結果，“相對的”製造能力從西歐和北美的三個民主國家占優勢，明顯地轉移到有利於舊世界中部和東部的四個極權主義國家。通過對軍備和非軍事貨物的政府支出，德國獲得充分就業的成就（它的工業經濟是上述四國中最成熟的）之後，它的經濟制度轉變成一種物品匾乏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武器裝備的積聚只能以減少公私對非軍事性投資和減少消費的辦法維持下來。作這樣的削減倒是有相當大的餘地。另一辦法則是獲取從國外尋求到的潛在資源。無論在什麼地方，比如在德國，其經濟政策的政治目的若是軍事力量，戰爭就是必不可免的結果。首先，因為其生產和積聚武器不是單純為了創造就業的機會，而是別有用心；第二，由於繼續進行武器生產（而沒有相應地削減非軍事投資和消費）造成了經濟的緊張狀態；這就更促使人們通過侵略手段獲取外國領上來尋求解脫。
但是從哪裡可以找到輔助資源呢？參與制訂德國擴張計劃的人證明說，德國
主要戰略目標……是得到俄國南方。烏克蘭的麥田，頓涅茨的煤礦和鐵礦，巴庫的油井……都是德國“生命線”夢寐以求的組成部兮，對德國的進一步支展不可或缺。
１９３８年，僅大德國本身，還不算它反共聯盟夥伴的資源，在軍事力量上就超過了蘇聯。它的軍事支出（資本貨物和鋼）仍高於蘇聯的軍事支出，比英法加在一起的軍事支出還高出一倍。因此，對於德國希望在東方進行的那種戰爭，它的軍事準備看來已經相當充分。但是它軍備生產的數量還沒有充分到足以打一場涉及蘇、法、英加在一起的戰爭——更不用說美國也可能參加它們一邊。
德國軍備的不足，直接來源於希特勒的戰略，因為希特勒從未預期同大國集團作戰，他同樣沒有預期打一場持久戰。他所預料的是短期內通過外交威脅或閃電戰來實現他的有限目標。正因為這個理由，德國軍備生產４９０的數量不是決定於可用的資源，而是基幹這種戰略估計的需要而定的低得多的水平。此外，集中生產立即使用的武器，即“廣度軍備”，正是適應這種閃電戰略的策略。
經濟集團的組成，或是以嚴格的雙邊主義為基礎的，德國的情況即是如此；或是基於增加雙邊的轉讓，如“帝國”集團的情況。這些集團的組成意味著運輸路線的縮短。這樣就減少了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可用的手段，本來它們可以資助購買它不能不買的原料。因為它既不能在國內生產，也不能從本集團內得到這些原料。止因為這個理由。“商業途徑獲取原料”這個問題就產生了。從國家社會黨執政之初起，他們就強烈要求歸還前殖民地。但是，如１９３７年以來德國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運轉時，原料問題變得更加迫切了。德國武裝部隊對資本貨物工業產品的強烈要求，減少了此類商品可供出口的餘地。
德國對殖民地的要求愈加緊迫。１９３７年國際聯盟建立了特別委員會，來調查以商業途徑獲取原料的問題。對此，德國財政部長馮?克羅格堅持說，德國的殖民問題不能用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可以使德國得到充分的原料供應這一論點來擺脫掉。只有能用我們自己的貨幣購買到足夠數量的時候，德國的外匯管理才能得到適當的平衡。
德國人認為，世界其餘各地區應該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或是給德國殖民地，或是接受馬克以便在物資交流中當德國不能供應其他國家所需之資本貨物時用以支付。在８８國聯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草案後，蘇聯委員在明確提到德國的同時，堅持加上附文說明“某些工業國家抱怨在獲取原料過程中的障礙，特別是財政性質的障礙，首先是因為它們的軍備政策、它們的野心和侵略行為”。
第五章 結 論
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深地震撼了各國國內和國家之間通常的經濟和社會關係。甚至擁有很多殖民地和豐富原料的戰勝國也存在嚴重的社會緊張狀態，這種狀態至少部分地是導源於經濟危難。而在戰敗國中，以及在資源貧乏和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國家中，這一危難更為嚴重。這就在蘇聯、德國和義大利國內，促成了政府的革命性改變；在蘇聯，這場革命開創了社會和經濟上的社會改造，這比俄國政府在形式上的變動還更有意義。在戰後的動盪不安的氣氛中，調整國際關係的新體制出現得很慢，即使出現了，也是短命的；因為隨著大蕭條的出現，表面井然有序的國際關係就完全垮台了。
陷入經濟蕭條中的各國的經濟困難又一次使現存的社會政治緊張情況更加惡化。在對凡爾賽和約不滿的國家裡，不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直率批評上述條約的某些既得利益集團擊敗了比較溫和的社會政治力量。最災難性的結果就是德國也成了極權主義國家集團的一員。
由於各國之間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無國際行為準則可循，不可能在大國之間找到採取聯合行動的基礎來克服大蕭條。結果各國只能孤立地採取經濟復甦的措施。經濟國家主義是它們對當時挑戰的答覆：但有了這種主義，國際關係中的強權政治便占據顯著地位。
三十年代後期，與民主國家適成對比，極權主義國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在１９３８年保持下來。結果，“相對的”製造能力從西歐和北美的三個民主國家占優勢，明顯地轉移到有利於舊世界中部和東部的四個極權主義國家。通過對軍備和非軍事貨物的政府支出，德國獲得充分就業的成就（它的工業經濟是上述四國中最成熟的）之後，它的經濟制度轉變成一種物品匾乏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武器裝備的積聚只能以減少公私對非軍事性投資和減少消費的辦法維持下來。作這樣的削減倒是有相當大的餘地。另一辦法則是獲取從國外尋求到的潛在資源。無論在什麼地方，比如在德國，其經濟政策的政治目的若是軍事力量，戰爭就是必不可免的結果。首先，因為其生產和積聚武器不是單純為了創造就業的機會，而是別有用心；第二，由於繼續進行武器生產（而沒有相應地削減非軍事投資和消費）造成了經濟的緊張狀態；這就更促使人們通過侵略手段獲取外國領上來尋求解脫。
但是從哪裡可以找到輔助資源呢？參與制訂德國擴張計劃的人證明說，德國
主要戰略目標……是得到俄國南方。烏克蘭的麥田，頓涅茨的煤礦和鐵礦，巴庫的油井……都是德國“生命線”夢寐以求的組成部兮，對德國的進一步支展不可或缺。
１９３８年，僅大德國本身，還不算它反共聯盟夥伴的資源，在軍事力量上就超過了蘇聯。它的軍事支出（資本貨物和鋼）仍高於蘇聯的軍事支出，比英法加在一起的軍事支出還高出一倍。因此，對於德國希望在東方進行的那種戰爭，它的軍事準備看來已經相當充分。但是它軍備生產的數量還沒有充分到足以打一場涉及蘇、法、英加在一起的戰爭——更不用說美國也可能參加它們一邊。
德國軍備的不足，直接來源於希特勒的戰略，因為希特勒從未預期同大國集團作戰，他同樣沒有預期打一場持久戰。他所預料的是短期內通過外交威脅或閃電戰來實現他的有限目標。正因為這個理由，德國軍備生產４９０的數量不是決定於可用的資源，而是基幹這種戰略估計的需要而定的低得多的水平。此外，集中生產立即使用的武器，即“廣度軍備”，正是適應這種閃電戰略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