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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掌管德國戰爭動員的托馬斯將軍以及他在德國總參謀部的許多同事，都從未贊同過希特勒的戰略。他們要的是“深度軍備”，即紮實地準備，精心地組織，謹慎地指揮的一場戰爭；“他們要的是能打一場對大同聯合的持久戰”。除了手頭已有的武器以外，他們還要大量儲備的裝備和總體上是用來替換這些儲備的重工業。雖然德國的煤、鐵礦石、生鐵和粗鋼的生產有了相當大的增長，雖然生產的大部分在三十年代已用於戰爭工業，從“現存”的工廠中增加煤和鋼的生產並不等於深度軍備，分配給戰爭工業的資源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最大限度的配額。資源作民用消費與用作軍備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用於非軍事物資的政府支出，如黨部大樓、體育場的設備等，就部分地構成了這種差距，直接耗去了實際上並未用於廣度軍備的資源。未能以更大規模創建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膠廠，其根源完全在於希特勒戰略的根本弱點。雖然負責供應的將軍們的戰略概念不同於希特勒，但是也有足夠的證據說明，托馬斯總是過高估計德國對原料和工人的需求。在他看來，在得到充分發展的戰爭經濟中，其基本資源對於任何可設想的軍事需求都是豐富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任何時候也不會出現匾乏的問題。無論如何，是希特勒指揮將軍們，而不是將軍們指揮他。同樣，在戰爭的經濟動員這方面本來還可以做多得多的工作，如果德國的計劃人員當時少依靠一點閃電戰略的話。若是要這一戰略成功，就不能讓蘇聯得到英法聯盟立即的軍事支持，這一點至關重要。
鑑於在三十年代後期的危急時期，英法政府以輕蔑的態度對待蘇聯，德國期望在東方的冒險能自由行動這一點就顯得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英法對與蘇聯結盟表４９１現得極端猶豫不決，不論其最終原因究竟是什麼，無疑地它們需要時間，因為它們已一度讓德國在軍事力量上超過自己。此外，英國的戰略所基於的假設是，它可能同時與德國、日本和義大利作戰。要進行這種規模的戰備，時間就極端重要，而拖延時間則是綏靖政策的主要目的。
１９３８年，英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緊了軍備的努力。德國在軍備上的優勢必然要受到抑制，如果英法加緊軍工生產，使這兩個西歐帝國本來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戰爭潛力得到充分發揮的話。但是，隨著１９３９年３月吞井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地區，隨著世界上最大兵工廠之一的斯柯達工廠合併到帝國之內，德國——如它的報紙所吹噓的——宣稱“倫敦和巴黎所希望的，它們獲得軍備均勢或優勢的日子已被推遲到不知何時了”。儘管出現了這一新的侵略行為，當英法保證支持波蘭保衛本國權利時，蘇聯卻不信任它們的誠意，並開始摸索中立的道路，而德國，在它那方面不得不盡全力確保俄國中立，以便使希特勒的閃電戰略有成功的機會。
第三編 力量均勢
馬丁?懷特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晚，希特勒進軍布拉格，這是德國在表面和平時期領土侵略的高潮。連續五年之久，德國並未開戰，就在日益擴大的範圍內控制了歐洲並使歐洲陷於恐怖之中。在過去的一年，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的鄉間別墅成了歐洲外交的中心，如同埃斯庫里爾修道院和凡爾賽宮一度曾是歐洲的外交中心一樣。也如同菲立普二世於１５８０年占領葡萄牙和路易七四於１６８１年奪取斯特拉斯堡一樣，德國於１９３９年３月併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是一個極度強大的國家兵不血刃便取得的最後一次擴張主義的勝利。當時，對保持力量均勢的關心恢復緩慢，尚未產生一個足以抗衡的巨大聯盟與之大動干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根據民族原則建立了許多小國，並通過國際聯盟促成國際政治的法制化，可以認為列強在國際體制中已經多少失去了原先的優勢地位。在三十年代，大國重新宣稱它們應有主宰地位，到了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時，戰爭與和平的最後決定權看來再次由它們，而不是由大多數國家所掌握。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土向題最終地重新解決以來，小國之間發生過幾次衝突，但是只有兩次達到戰爭的規模。即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５年的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衝突和１９３４年的沙特與葉門戰爭，而上述兩次戰事恰巧遠離大國爭奪的地區。但是國際暴５０９力行為連續不斷地發生，而且因果連鎖，勢頭有增無減，直到希特勒奪取布拉格。這些暴力行為都是大國乾的。日本於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征服滿洲，義大利於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征服衣索比亞，日本於１９３７年侵略中國，以及德國本身一系列的侵略行動，其頂點是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征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也正是由於列強的干涉，西班牙內戰（於同月才結束）曾擴大為一場國際性危險。一場地方性衝突是否會發展為全面戰爭總是取決於列強的態度，因為全面戰爭的定義是所有強國都參加的戰爭。到１９３９年為止，強國心理上的優越地位是如此顯著，以致是否該有地方性衝突都取決於它們。
１９１９ 年曾經試圖在國際聯盟行政院常任委員的形式下限制大國的集體權威。大國很快就扔掉了這種法制的束縛。有的強國沒有參加國聯，有些退出國聯，而那些保留會籍的卻發現它同國聯以外的強國的共同列益，超過了它們同國聯內部成員之間的共同利益。早在１９２３年發生科孚爭端的時候，列強作為最高政務會的趨勢又重新出現。它們如有必要就犧牲小國的利益來操縱國際局勢，就象十九世紀的歐洲協約那樣子。這一習慣性趨勢體現為１９３３年的四國公約，１９３５ 年賴伐爾—霍爾計劃，和英國的綏靖政策，而在 １９３８年慕尼黑會議上達到頂點。但是強國之間的團結一致從來都不比炸彈上的薄薄的外殼更牢固些。作為各自的私利衝突高漲的一個症狀，作為脫離團結一致之前的一陣痙攣，在國際危機中它們對共同利益的意識變得極其敏銳。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標誌著一個頂點，當此之際，強國的兩個聯盟間共同利益的偽裝終於放棄，而承認了它們自身利益的相互衝突是不可克服的。
鑑於在三十年代後期的危急時期，英法政府以輕蔑的態度對待蘇聯，德國期望在東方的冒險能自由行動這一點就顯得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英法對與蘇聯結盟表４９１現得極端猶豫不決，不論其最終原因究竟是什麼，無疑地它們需要時間，因為它們已一度讓德國在軍事力量上超過自己。此外，英國的戰略所基於的假設是，它可能同時與德國、日本和義大利作戰。要進行這種規模的戰備，時間就極端重要，而拖延時間則是綏靖政策的主要目的。
１９３８年，英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緊了軍備的努力。德國在軍備上的優勢必然要受到抑制，如果英法加緊軍工生產，使這兩個西歐帝國本來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戰爭潛力得到充分發揮的話。但是，隨著１９３９年３月吞井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地區，隨著世界上最大兵工廠之一的斯柯達工廠合併到帝國之內，德國——如它的報紙所吹噓的——宣稱“倫敦和巴黎所希望的，它們獲得軍備均勢或優勢的日子已被推遲到不知何時了”。儘管出現了這一新的侵略行為，當英法保證支持波蘭保衛本國權利時，蘇聯卻不信任它們的誠意，並開始摸索中立的道路，而德國，在它那方面不得不盡全力確保俄國中立，以便使希特勒的閃電戰略有成功的機會。
第三編 力量均勢
馬丁?懷特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晚，希特勒進軍布拉格，這是德國在表面和平時期領土侵略的高潮。連續五年之久，德國並未開戰，就在日益擴大的範圍內控制了歐洲並使歐洲陷於恐怖之中。在過去的一年，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的鄉間別墅成了歐洲外交的中心，如同埃斯庫里爾修道院和凡爾賽宮一度曾是歐洲的外交中心一樣。也如同菲立普二世於１５８０年占領葡萄牙和路易七四於１６８１年奪取斯特拉斯堡一樣，德國於１９３９年３月併吞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是一個極度強大的國家兵不血刃便取得的最後一次擴張主義的勝利。當時，對保持力量均勢的關心恢復緩慢，尚未產生一個足以抗衡的巨大聯盟與之大動干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根據民族原則建立了許多小國，並通過國際聯盟促成國際政治的法制化，可以認為列強在國際體制中已經多少失去了原先的優勢地位。在三十年代，大國重新宣稱它們應有主宰地位，到了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時，戰爭與和平的最後決定權看來再次由它們，而不是由大多數國家所掌握。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土向題最終地重新解決以來，小國之間發生過幾次衝突，但是只有兩次達到戰爭的規模。即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５年的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的衝突和１９３４年的沙特與葉門戰爭，而上述兩次戰事恰巧遠離大國爭奪的地區。但是國際暴５０９力行為連續不斷地發生，而且因果連鎖，勢頭有增無減，直到希特勒奪取布拉格。這些暴力行為都是大國乾的。日本於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征服滿洲，義大利於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征服衣索比亞，日本於１９３７年侵略中國，以及德國本身一系列的侵略行動，其頂點是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征服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也正是由於列強的干涉，西班牙內戰（於同月才結束）曾擴大為一場國際性危險。一場地方性衝突是否會發展為全面戰爭總是取決於列強的態度，因為全面戰爭的定義是所有強國都參加的戰爭。到１９３９年為止，強國心理上的優越地位是如此顯著，以致是否該有地方性衝突都取決於它們。
１９１９ 年曾經試圖在國際聯盟行政院常任委員的形式下限制大國的集體權威。大國很快就扔掉了這種法制的束縛。有的強國沒有參加國聯，有些退出國聯，而那些保留會籍的卻發現它同國聯以外的強國的共同列益，超過了它們同國聯內部成員之間的共同利益。早在１９２３年發生科孚爭端的時候，列強作為最高政務會的趨勢又重新出現。它們如有必要就犧牲小國的利益來操縱國際局勢，就象十九世紀的歐洲協約那樣子。這一習慣性趨勢體現為１９３３年的四國公約，１９３５ 年賴伐爾—霍爾計劃，和英國的綏靖政策，而在 １９３８年慕尼黑會議上達到頂點。但是強國之間的團結一致從來都不比炸彈上的薄薄的外殼更牢固些。作為各自的私利衝突高漲的一個症狀，作為脫離團結一致之前的一陣痙攣，在國際危機中它們對共同利益的意識變得極其敏銳。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標誌著一個頂點，當此之際，強國的兩個聯盟間共同利益的偽裝終於放棄，而承認了它們自身利益的相互衝突是不可克服的。